“一大”趣史②：会址是如何确定的

定哥

　　1950年9月，上海市委想要找到中共一大会址并建立纪念馆。于是上海市公安局把汉奸周佛海的妻子杨淑慧放出来，由她在街上走走停停，寻找当年“一大”召开的会址旧地，经过多日搜寻，最后终于在原望志路106号停下来，此时的106号是个卖面条的 小铺子，店号叫“恒福昌面坊”，楼上还有两户居民。确定后将望志路１０６号及其左右房子和老渔阳里２号居民迁出。然后又买了些座椅安排在客堂楼上，于是“一大”会址原状就恢复制造出来了。
  1961年3月4日，中共“一大”会址经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984年春，邓小平同志为中共“一大”会址纪念 馆亲笔题写了馆名。
　　1999年5月18日，江泽民为纪念馆亲笔题词：“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 中国。”在上海解放５０周年之时，新馆正式向社会开放。
　　

——详见二楼当事人沈之瑜口述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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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哥

□口述　沈之瑜　　　　　□整理　周　军　潘莹斌
　　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件。在中国共产党建党８ ０周年前夕，我们整理出１０年前对沈之瑜先生的采访实录。沈之瑜亲历和见证 了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确认中共“一大”会址的全过程，他的谈话披露了不少鲜 为人知的历史细节。
　　沈之瑜（１９１６—１９９６），原名茹志成，是著名作家茹志娟的胞兄， １９３５年就学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１９４９年随军进入上海后任上海市文化 局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处处长，１９５８年起任上海博物馆馆长、名誉馆长。【一 】
　　１９５０年９月的一天，姚溱同志（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打电话给 我，要我（时任上海市文化局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处处长）到市委宣传部，说有事 商量。我立即赶去见姚溱同志，他说，市委领导决定要千方百计找到中共第一次 代表大会的会址并建立纪念馆，此事叫我和杨重光二人负责。我说：“任务很光 荣，但难度极大，我只知道当年‘一大’是在法租界开的，这样大的一个法租界 到哪里去找？”姚说：“你别急，我已和杨帆同志（时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长）讲 好了，把周佛海的妻子杨淑慧放出来，请她协助你们找。”
　　我听了很高兴，从宣传部出来就直奔图书馆，从封存书刊里借到一本周佛海 的《往矣集》。我花了一天的时间把此书看完，从中只得到这样一条线索：“在 贝勒路李汉俊家，每晚开会。”
　　隔了一天，我们和杨淑慧会面了。她首先带我们去的是环龙路老渔阳里２号 （今南昌路铭德里２号）陈独秀原来的住家，她说：“当年开会时陈独秀在广州 ，这里只有他夫人高君曼带着两个孩子住在楼上，开会期间李达、王会悟夫妇还 住在这里，后来我和周佛海结婚之后也住过这里的亭子间，所以印象深。”
　　我们前前后后走了一圈，这是一幢两上两下的石库门弄堂房子，她边走边看 边说：“大门进来的客堂是陈独秀的会客室，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块小黑板上面 写着‘会客谈话以十五分钟为限’，客堂里还有一只皮面靠背摇椅，陈独秀常常 坐在这只摇椅上的。”“旁边的厢房就是《新青年》编辑部。”
　　我们来到客堂后厨房前一个狭长的过道小天井里，她说：“这里原有一个水 泥的水斗，上面有个自来水龙头，平时是用来洗拖把的，有时我们用木塞塞住（ 下水口），放水浸西瓜。”
　　因为当时还有居民，所以没有上楼。这虽不是我们要找的主要目标，但这里 是我党成立最早的中央工作部，《新青年》从第８卷第１期开始便成为我党的党 刊，所以也是一个重要的革命遗址。
　　我们问杨淑慧：当年“一大”开会的地址在哪里？她说：“我去过几次，但 印象没有这里清楚。”我说：“《往矣集》记载在贝勒路李汉俊家开的。”杨重 光同志说：“我看到的材料记载是在蒲柏路上的博文女校里开的。”杨淑慧说： “李汉俊家在贝勒路没有错，几号门牌我记不清了，我想到贝勒路去找找看，能 不能凭当年的印象确定，没把握。”我说：“我同意，改日我们去贝勒路。”杨 重光同志说：“我们双管齐下，我去蒲柏路访问老居民，先把博文女校找到再说 。”
　　我请沈子丞同志（上海市委宣传部干部）去市教育局找解放前的学校资料， 有没有博文女校的校址。过了几天，他来告诉我，当时上海的中小学都要在７月 １３日之后才放暑假，７月１日作为建党纪念日一定是“一大”开会日。【二】
　　过了两天，我约杨淑慧去贝勒路（今黄陂南路）踏看。我们两人慢慢地边走 边看，她说：“我仅有的一点印象现在影迹皆无了。当时李家门前沿马路一片荒 凉，大门对面有一片菜地，有一家吹玻璃的棚屋小厂，房子造好不久他们搬进去 住的，所以是新房子，他们家里进出走后门的。现在鳞次栉比都是房子了，昔日 的影子也没有了。”
　　我们走到望志路（今兴业路）附近，看到有两条弄堂，弄堂口上部建筑是圆 形的，弄里一边是一排后门，另一边是一排石库门。她忽然说：“这里有点像李 家后门！”但是哪一家一时决定不了。我看她走累了，就说：“今天总算找到了 一点影子了，我们改日再来吧。”
　　杨重光同志访问蒲柏路老居民，总算找到了博文女校，是在白尔路（后改蒲 柏路）３８９号（今太仓路１２７号）。据查当年校长是黄绍兰（又名黄朴君） 。１９５１年５月，杨重光同志拍了一套照片送中央领导同志审核，结果正如他 后来在一篇文章中写的：“胡绳同志说，毛主席和董必武同志都已看了照片，他 们说，博文女校是‘一大’代表李汉俊的哥哥李书城的家。……我去农业部见了 李书城同志，他告诉我那时他的家在法租界望志路７８号，现在路名和门牌号都 改了，因此他只说了那所房子的大体位置，于是我返回上海继续寻找。”【三】
　　在博文女校召开“一大”的说法虽被否定了，但这座女校还是应该作为革命 遗址保护纪念的。学校原址经许多老居民指认决不会错，１９５１年８月政府就 买下这一座房子，按原样修复。后来沈子丞同志打听到黄绍兰校长的女儿黄允中 在武汉工作，我们发函请她来上海核实博文女校校址，指导恢复内部原状。她于 １９５２年７月２０日来沪。当年她也在博文女校读书，她确认校址无误，对当 年校内的布置作了说明，给我们工作帮助很大。【四】
　　杨淑慧经过几次踏看，“一大”会址终于从“影子”中清晰，慢慢地深化而 确定了。就在原望志路１０６号（今兴业路７６号），大门沿街是望志路，后门 弄堂在贝勒路。它与并排相连的５幢房屋始建于１９２０年夏秋之交，是典型的 上海石库门式样建筑。外墙青红砖交错，其间镶嵌着白色粉线，门楣是矾红的雕 花，黑漆大门上配着一对沉甸甸的铜环，门框四周用米黄色石条围成，朴实典雅 中给人一种庄重肃穆的感觉。新屋落成后，编号１０６号和１０８号的最早的住 户就是李书城、李汉俊兄弟俩。他们将两幢房屋的内墙打通，楼梯合一，成为一 家，人称“李公馆”。
　　当时的１０６号不是杨重光同志文章里所说的酱园，而是一家卖机器面条的 小铺子，店号叫“恒福昌面坊”，楼上还有两户居民。当他们知道这里是中国共 产党的诞生地时，大家拍手大笑说：“我们住的原来是一块宝地。”我们告诉大 家：“这里要作纪念馆了，要请大家乔迁。”大家都表示：“这是应该的，应该 的。”于是我们将望志路１０６号及其左右房子和老渔阳里２号，请房管部门协 助动迁，动迁很快就完成了。【五】
　　一天，姚溱同志又打电话问我工作进展情况，我作了简要的汇报，他指示还 要找一处最早的团中央的活动机关，对外是外国语学校。事后我问杨淑慧，当年 党办过一个外国语学校在哪里？她说她知道，是陈独秀办的，在霞飞路（今淮海 中路）新渔阳里６号，离陈独秀家不远。
　　我们就来到霞飞路，渔阳里的里名没有了，但细看还可以看出“渔阳里”三 字的痕迹，庆幸的是弄里门牌没有改，我们很快找到了６号，于１９５６年动迁 ５、６、７号三幢房子的居民，１９５７年年底按原样修复竣工，并恢复“渔阳 里”里名。
　　“一大”会址在恢复原状时，我根据有关资料，把会议桌椅安排在客堂楼上 ，直到１９５６年２月１２日董必武同志来馆视察时指出“是在楼下开的，当时 楼上住的是家眷，不可能在楼上开会”，这样我们就把会议桌椅搬下楼来。
　　１９６４年以后李书城的夫人薛文淑（当年“一大”会址的房屋主人）又来 上海时，我们问她当年开会在楼上还是楼下？她说：“我记得这张大菜台子没有 搬到楼上去过。”这样就完全证实“一大”是在楼下开的。
　　当“一大”会址找到以后，我还请陈望道同志来看过，请他核定“一大”会 址。他看了之后既不肯定，也不否定，说“我实在记不清了”。
　　也请过李达同志，当时他是湖南大学校长，他看后谈了许多党早期的活动情 况，与“一大”直接有关的只有一点，就是“大会开到第四天（７月３０日）晚 上，法租界的密探闯进会场，说是找人找错了门，当时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很机警 ，问大家认识此人否，大家说不认识，他说一定是密探，赶快休会离开会场。大 家从前门走出，来到老渔阳里２号陈独秀家，当时我也住在那里，大家商量明天 开会要换个地方，因为我太太从小在嘉兴，她建议到嘉兴南湖去开，大家都同意 ，于是我请太太先去南湖雇船，我们分两批去装作游湖模样，在船上开完了大会 ”。他对找到的会址没有异议。
　　１９５１年１０月８日市委通知：“一大”会址、老渔阳里２号及博文女校 三处为纪念馆，并成立以夏衍同志为首的管理委员会，成员有恽逸群、陈虞孙、 方行、沈之瑜、杨重光等同志，负责设计并领导这三个革命纪念馆的工作。【六 】
　　１９５２年冬天，文化部文物局王冶秋同志来沪视察三馆，看后亦指出，当 年开会是秘密进行的，内部布置不符合原来的状况。“一大”会址在１９５３年 ６月进行整改，内部取下了悬挂的马列肖像和毛泽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 手迹，外墙亦复原为清水墙，并制成会址模型送往北京。
　　为了征集资料，沈子丞同志从中华书局图书馆找来了毛泽东和恽代英两同志 亲笔填写的《少年中国学会会员调查表》，毛主席的表是１９２５年１１月２１ 日填的，在表里对中国革命的主张阐述得很清楚，时间比《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 析》还要早。我将毛主席的那张表拍了照片，交夏衍同志请示中央将来能不能公 开在纪念馆陈列，不久夏衍同志来电话说：“中央同意公开陈列。”
　　杨重光同志文章里把此表说成是“志愿书”，错了；说此表是从原亚洲文会 “日本投降前日本特务机关秘密存放在那里的我党建党前后的文件、资料和出版 物”中发现的，更是牛头不对马嘴。亚洲文会博物院是我接管的，我最清楚，在 博物院里有一个图书馆，确实收藏有日本特务机关“满铁”的档案，其中都是我 国军政情报，根本没有此表，此表明明是沈子丞同志从中华书局图书馆里找到的 。现在成为“一大”纪念馆的一级文物，同时找来的还有一张我军的军用地图， 后来调给北京了。
　　三个按比例缩小的模型做好已经到了１９５３年了，由沈子丞同志于６月１ ９日送达中央宣传部。沈回来说，王冶秋、胡乔木同志都看过了，他们说模型做 得很好，并传达毛主席看过后说：“叫包惠僧去上海看一看。”
　　包惠僧是当年“一大”的参加者，当时任国务院参事。１９５４年３月，中 央宣传部请包惠僧及薛文淑专程从北京来到上海，我陪着他们去３个地方都看了 一遍。回到宾馆，包惠僧滔滔不绝地讲了几天，这就是他后来写的《共产党第一 次全国代表会议前后的回忆（一）（二）》、《勘察上海革命纪念馆后的见闻》 等。薛文淑则对当年她家室内的一切布置作了详细说明，我们根据她的口述作了 记录。还通过她找到了她房内的一只茶几、一把椅子，据说是当年的原物。他们 对已确定的３个馆的原址都认为是对的。
　　董必武同志作为“一大”代表，１９５６年他旧地重游，感慨万分，欣然题 词“作始也简，将毕也巨”。１９５８年１２月５日，金日成主席参观后写道： “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不仅为中国人民开辟了光辉的道路，而且对东方人民的解放 运动给予巨大的影响。”１９６１年３月４日，中共“一大”会址经国务院公布 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１９８４年春，邓小平同志为中共“一大”会址纪念 馆亲笔题写了馆名。
　　１９９９年５月１８日，江泽民为纪念馆亲笔题词：“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 中国。”在上海解放５０周年之时，新馆正式向社会开放。
　　“长江大河，起于勺水”。从这里起步的中国共产党人，经过数十年的浴血 奋战，终于把中国人民从饥寒交迫的苦难深渊中拯救出来，古老的中华民族，重 又以勃勃的生机昂首挺立于世界的东方。图姚溱（领导确认“一大”会址者）经 过很多当事人仔细辨认才予以确定的中共“一大”会址　（潘莹斌摄于１９９１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