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时，列强在做什么？到底有没支持或破坏变法？

1214刘怡昕

伊藤博文从儒学，儒学是讲究兼济天下的。以前的天下就是中国，到了近代，世界联系紧密了，那天下就是世界了。他为日本之臣，议会要打中国，他左右不了多少。到变法的时候，他退休了，多少可以随心所欲的做事了，他看到中国人民受苦受难，所以尽点微薄之力。
打中国的时候他是以国家身份和李鸿章谈判；戊戌变法的时候，他是以个人身份帮助变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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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强对戊戌维新，朝野不乏恭维，也有赞助之举。一些外籍人士及团体，尤其是广学会，对戊戌维新的兴起有不小推动作用。英美日驻华使馆，在政变时援救保护过部分维新领袖。政变后，日本政府和政界要人，继续为维新派提供了活动场所和部分经费。但庚子后，列强不约而同转向开始驯化的慈禧，不再积极过问光绪亲政一事。在自立军事件中，英国政府出卖了唐才常等志士。日本政府则脚踏三只船，周旋于维新派、革命派和顽固派之间。即使前期列强支持维新派时，也往往流于政治倾向和口头表示，从未提供实质性援助。列强中控制中国最深的英国，一直密切注视戊戌维新的进程和动态。他们早就看出：“康有为是一位富于幻想而无甚魄力的人，很不适宜作一个动乱时代的倡导者”，变革很难“深刻地感动中国的官僚们”，因而前景黯淡，“不可能”实现预定目的和计划；而政变后，“帝党的维新人物中似乎没有一个具有魄力的人来继续支持变法运动，而光绪自己则是驯服地屈服于暴风雨之中”。所以，英国政府虽认为慈禧当政“局势严重”，但基本默认了。在华权威西报《字林西报》大感愤慨，谴责“列强在北京的代表”，“对于中国之返回到野蛮状态，有坚决赞助的意见”。
中国是列强在远东争夺的主要目标，于英国的关系尤大。“长期以来，中国……一方面有国内革命的可能，一方面有外强瓜分的危险”，“如果要瓜分中国……可能在列强之间引起激烈的竞争。从反面来说，假若瓜分的问题一时不易得到解决的方法，那末，叛乱的余烬将因此而迅速被煽成炽烈可怕的火焰。”基于这种分析，《字林西报》指出：划分“势力范围”“是一种开支更小而带来利益更大的方式”，“列强是宁愿维持现状而不分割中国”。这代表了英国对华政策的基本倾向。列强尤其是英国也希望中国有一定程度的变革，表示“愿中国富强无危险”。所谓“富强无危险”，其实是只需要一个高效能的、可以控制局面的奴才政府，而决不容许中国真正独立地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列强对维新派的支持非常有限；只要变革超过他们规定的限度，他们就宁可抛弃维新派，还是要那腐败然而已经驯服了的那拉氏政权。历史演变的过程完全证实了这一点。

1214莫浩东

伊藤博文一到中国，首先主动拜访和接触掌握清政府实权的“后党”——中国保守派的重要人物荣禄和李鸿章，并打算觐见慈禧太后，这说明他想拉拢守旧派，交好清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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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康有为为首的中国维新派对伊藤博文访华抱有很大期望，但伊藤博文对康有为的态度却相当冷淡，没有给予任何切实的指导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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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考察伊藤博文中国之行的主要活动，可以得出以下两个结论：1.作为日本外交战略的一着棋，伊藤博文访华的具体策略和根本目的是设法笼络清政府，遏制俄国势力在中国的扩张，从而加强日本对中国的影响，并继续保持列强的“均势”来维持中国存在的状态；对于中国的维新派和地方实力派的态度也是以这一基点为转移的；2.伊藤博文虽然在光绪皇帝面前赞赏中国的变法，但由于伊藤博文通过与中国各派政治势力的接触和日本驻华使馆提供的情报，他已经基本认定中国戊戌维新运动成功的可能性很小，还担心维新派无谋会引起中国内乱，从而招致列强介入，加速瓜分中国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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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政府及日本民间舆论对“戊戌政变”的反应，也说明日本政府对中国戊戌维新运动基本上持“冷静关注”和“不干涉”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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弄清沙皇俄国并没有在幕后操纵“戊戌政变”、重新训政的慈禧太后仍是殖民主义者可利用的工具以后，从1898年10月中旬起，日英政府都转而肯定“戊戌政变”，支持慈禧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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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年末，日本政府提出驱逐康有为和梁启超，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讨好清政府与拉拢袁世凯和张之洞等实力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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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国戊戌维新运动，日本政府既没有热情切实地支持，也没有积极地从事破坏活动，而是基本上持“冷静关注”和“不干涉”的态度，这是出于当时日本政府对华政策的基点是，不管守旧派在中国掌权还是改革派在中国当政，最重要的是维护日本在华的侵略特权和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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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雷家圣《力挽狂澜：戊戌政变新探》一书指出：伊藤与李提摩太向康有为提议“中美英日合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