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刘邓怎么评价陈独秀？

定哥助教刘老师

　　一、毛泽东谈陈独秀的三个历史阶段

　　(一)大革命前期：魄力雄大

　　1917年,毛泽东就评介陈独秀“其人者魄力雄大”,在《新青年》发表《体育之研究》,是他们最早的交往。毛泽东对斯诺谈起陈独秀对他的影响时说,“那时,我在国立北京大学,他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了其他任何人。”五四运动期间,陈独秀被捕,毛泽东在1919年7月14日创刊的《湘江评论》上发表署名“泽东”的《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文章,称赞陈独秀是思想界的明星,刚出狱的陈独秀则写《欢迎湖南人底精神》文章,赞美毛泽东驱张斗争。1920年春末夏初,驱张运动取得胜利后,毛泽东在上海和陈独秀谈到组织类似工读互助团“改造湖南联盟”的计划和在湖南创办文化书社等,陈独秀答应为毛泽东周转资金,并建议毛泽东读一点马克思的书。毛泽东回忆说：“陈独秀对于我在这方面的兴趣也是很有帮助的……陈独秀谈他自己信仰的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一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不久,陈独秀寄给毛泽东《共产党》月刊和青年团团章,请毛泽东负责湖南发起组。1921年1月,毛泽东给蔡和森去信：“党一层陈仲甫先生等已在进行组织,出版一层,上海出版的《共产党》……颇不愧旗帜鲜明四字(宣言即仲甫所为)。”

　　(二)大革命中后期：反革命的嫌疑

　　1923年夏天,陈独秀发表《中国农民问题》,提出中国农民“不容易发生社会革命的运动”。陈独秀对农民问题的冷淡,在毛泽东心目中留下了阴影；国民党“一大”后,毛泽东和陈独秀在三届二中会议关于国共合作问题上发生了分歧。毛泽东不同意陈独秀避免国共不必要冲突的主张。针对陈独秀《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和《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两文,毛泽东写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强调：“中国革命亘30年而成效甚少,并不是目的错,完全是策略错。所谓策略错,就是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陈独秀拒绝在《向导》上发表。10年后,毛泽东于1936年对斯诺说：“大致在这个时候,我开始不同意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政策。我们逐渐地分道扬镳了,虽然我们之间的斗争直到1927年才达到高潮。”解除了陈独秀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后,在“八七”会议上,毛泽东说：“……广大的党内党外群众要革命,党的指导却不革命,实在有点反革命的嫌疑。”

　　(三)土地革命以后的时期：类似俄国的普列汉诺夫

　　1929年11月15日,中央作出开除陈独秀党籍的决定,而毛泽东认为陈独秀对大革命的失败应负最大的责任。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把陈独秀作为非对抗形式转化为对抗性矛盾的一个例子。在抗日战争中,毛泽东多次谈到陈独秀。说“他跑到反革命那里去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是第一次大革命失败的主观原因”；陈独秀“是大不老实的人”；1942年3月30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学习组作《如何研究中共党史》讲话时说：“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现在还不是我们宣传陈独秀历史的时候,将来我们修中国历史,要讲一讲他的功劳”。全国解放后,毛泽东视察安庆时说：“陈独秀早期对传播马列主义是有贡献的,后期犯了错误,类似俄国的普列汉诺夫。”

　　二、刘少奇谈陈独秀的四个错误

　　(一)工作作风上的家长制错误

　　刘少奇在党的建设上一个突出贡献,就是从理论上论述了民主集中制原则是党的群众路线在党的组织建设上的反映。刘少奇的上述思想,是在总结党史经验教训中,特别是在总结陈独秀等家长制错误的工作方法中提出来的。刘少奇曾说,陈独秀等人“给予党的损害,给予中国革命的损害,是十分严重的。”1939年7月,刘少奇在说明党内各种错误思想时说：“党的组织的个别部分、个别环节,也可能被这些错误的思想所统治、所腐蚀,在发展到最高度的时候,如在陈独秀、张国焘等人当权的时候,甚至暂时地支配了党的重要领导环节。但是,在经常的时候,它又被正确的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压服着。”但刘少奇不主张开展过火的党内斗争。1941年7月2日,刘少奇指出,我们的同志犯了一个错误,“就是常常使我们党内的斗争进行得过火,斗争得太厉害,毫无限制地斗下去,走到了另一个偏向,左倾的偏向。”刘少奇提出正确开展党内思想斗争,包含了对陈独秀在内的党史经验的总结。因为这种不正确不恰当的党内斗争,曾经助长了党内的家长制。

　　(二)思想作风上理论脱离实际的错误

　　早在“五四”运动前后,刘少奇就阅读了《新青年》上的文章。他回忆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当时的《新青年》起了很大的作用。但在学风上,陈独秀更多的表现出脱离实际、重视理论的倾向。1922年,狄拉克就批评了陈独秀等中国党员孔夫子式的研究马列主义的学风。陈独秀理论脱离实际,在历史观和群众观上,必然表现出害怕群众的观点。大革命时期,一次武汉码头工人一二十万人到英租界游行示威,“陈独秀等当时害怕群众过左,要想停止群众的示威。”陈独秀、彭述之、李立三等人机会主义在工作方法和思想方法上的特征,是理论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刘少奇说：“他们的实质,他们的工作方法与思想方法,是基本上相同的。他们在思想上、政治上是有其一贯性的”。刘少奇不仅揭示了陈独秀理论脱离实际的错误,还揭示了陈独秀所依据的理论实质是黑格尔客观唯心主义的一般概念。

　　(三)领导方式上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早在中共五大上,刘少奇就和瞿秋白、毛泽东、任弼时等人一起坚决地批判了陈独秀、彭述之等人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对于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刘少奇最深刻的印象是1927年6月28日夜召开中央紧急会议,解散湖北省5000多人纠察队的事。1943年3月,刘少奇在谈到皖南事变的教训时说：“皖南的负责同志与新四军军部,就犯了这后一方面的错误,他们在反共顽固派阴谋和无理进攻的面前没有警惕性,一味退让,重复大革命时期陈独秀式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实质上就是中国的孟什维克主义。”刘少奇在谈到陈独秀等人错误时,将对陈独秀错误的分析和对毛泽东正确路线分析结合起来,进行比较研究,从中得出高举毛泽东旗帜的结论,反映了延安整风运动后,毛泽东在全党威信的最终确立。

　　(四)组织上分裂党的错误

　　陈独秀一生最主要的错误,是犯了托派错误,这是陈独秀和党的对抗性矛盾。1957年4月27日,刘少奇说：“非对抗性的矛盾在一定条件下,也会转化为对抗性的矛盾。矛盾转化了,处理的方式也要随之转化。如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者同我们党的矛盾曾经是非对抗性的,是可以在党内解决的。我们党内有很多曾经犯过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同志,后来改正了。但是,也有那么一部分人犯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还死硬不改,并且在党里面进行分裂活动,组织特殊的派别。那就变为对抗性矛盾了。”1937年,毛泽东在《矛盾论》里把陈独秀作为非对抗性矛盾转化为对抗性矛盾的一个例子,针对的是内战中王明、张国焘的左倾做法；刘少奇针对的是社会主义时期反右派斗争形势,谈陈独秀的教训,其共同点是总结历史教训,防止非对抗性矛盾转化为对抗性矛盾。

　　三、周恩来谈陈独秀的三个基本观点

　　(一)太缓和

　　在大革命中后期,周恩来和陈独秀接触较多,对陈独秀的右倾错误有深刻的认识。对于陈独秀右倾错误,周恩来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26年12月11日,周恩来写道：“因为要有冲突,必是革命的工农群众与和帝国主义的敌人妥协的资产阶级冲突；要有分裂,必是革命的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分子与不革命的右派分子分裂。”反驳了陈独秀等人害怕国共破裂的观点；《汪陈宣言》发表、蒋介石“四·一二”叛变后,周恩来等人给中共中央写信,建议武汉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但遭到拒绝。周恩来说：“以前我们太缓和,致使此次大吃其亏……国共联合宣言毫无积极意味……”中共五大在武汉召开时,周恩来带来意见：中央要承认错误。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周恩来还说：“右的错误常常把敌人当成朋友。最明显的是北伐到了武汉,蒋介石在江西杀了陈赞贤,向共产党开了刀以后,一天天地走向反动,很清楚的是要走到敌人方面去,但是那时候我们党内像陈独秀这样的人,还主张继续和蒋介石合作,就没有认识这个转变关头的变动。”

　　(二)何尝能分裂党

　　大革命失败后,周恩来就劝陈独秀去莫斯科,并劝他去参加六大,但陈独秀拒绝了。六大后,周恩来兼组织部长,直接反对了陈独秀组织托派和分裂党的活动。

　　1928年11月11日,周恩来针对党内小组织的倾向,写道：“无论其历史的长短和工作的好歹,一律不客气地排除。”反对党内极端民主化倾向；1929年6月初,中央发现了陈独秀反对派行为,周恩来几次到陈独秀家中,劝陈独秀回到党的路线上来,但陈独秀未予接受。6月29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六届二中全会上作组织问题的报告,提出对托派小组织,“党必须坚决予以制裁”。此外,周恩来起草了《中央通告第四十四号--关于中国党内反对派问题》,指出：“中国党除掉思想上与反对派作坚决的斗争外,并要从组织上遵照共产国际的决议与无产阶级的最高原则,坚决地消灭反对派在党内的任何活动,以巩固党的一致。”就在这时,陈独秀等人组织“无产者派”托派小组织。10月6日,中央向陈独秀提出书面警告。1929年10月15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通过了周恩来起草的《中共关于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斯基主义反对派的决议》。同月,周恩来作了《托洛斯基反对派在中国发生的原因及其前途》演讲。11月15日,中央作出开除陈独秀党籍的决议。

　　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还谈到陈独秀分裂党的错误。1943年8月2日,周恩来在延安欢迎他的会议上说：“陈独秀、张国焘还不是中共的创始者么?但他们怙恶不悛,为党开除的时候,他们何尝能分裂党,反而使党更加巩固了。”

　　(三)站稳立场

　　全国解放后,周恩来从站稳立场、总结教训的角度多次谈到陈独秀。1951年9月29日,周恩来在北京、天津高等学校教师学习会上,提出了立场问题。1960年7月14日,周恩来在北戴河省市区委书记会议上,作了《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报告,指出陈独秀和李立三都没有处理好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关系,是“狂妄自大、唯心武断的。”1963年5月29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直属机关负责干部会议上,作《过好“五关”》的报告,在谈到立场问题时,再次提到陈独秀。周恩来说：“为什么陈独秀、王明的立场不保险,高岗的立场也不保险?在陈独秀身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东西就极少,更没有成为他的指导思想。”

　　和毛泽东一样,周恩来并没有忘记陈独秀创建党的功劳。对陈独秀采取了实事求是的分析态度。1938年春,针对康生污蔑陈独秀是汉奸,周恩来多次托人到陈独秀寓所劝他“不要活动,不要发表文章”；1944年春,周恩来在中央党校作关于中共六大研究的报告,分析陈独秀犯托派错误的原因时说：“托派主张中国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陈独秀则受了这个影响。”揭示了陈独秀犯机会主义错误的国际根源。

　　四、邓小平谈陈独秀的三个原则

　　(一)不全盘否定陈独秀

　　1980年3月19日,邓小平在同中央负责同志谈《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提出了对总结建国以来的党的历史的三条基本原则。这三条原则不仅适合邓小平对建国以来党的历史的评价原则,也同样适合邓小平对建国以前的党的历史的评价原则。抗日战争时期,邓小平曾说：“……第一次大革命是我党积蓄了力量干出的一个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可是被大革命后期不长时间的陈独秀机会主义领导断送了。”这里,邓小平明确了陈独秀机会主义发生在大革命后期,与全盘否定陈独秀在大革命中的作用的观点区别了开来；明确了大革命的失败是“陈独秀机会主义领导”的错误,与将大革命失败归咎于陈独秀个人的观点区别了开来。建国后,邓小平很少提到陈独秀。1965年6月,邓小平谈到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实质：“大革命后期,我们党犯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就是怕同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斗争,怕触动它,不敢发动群众,等到蒋介石一背叛就使大革命失败了。”1987年,邓小平在和外国友人谈到中共党史时,再次谈到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二)分析陈独秀的功过是非

　　1980年3月,邓小平提出了对总结建国以来的党的历史的第二条基本原则,说：“对建国三十年来历史上的大事,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要作出公正的评价。”邓小平的话,同样适合对陈独秀功过是非的评价。邓小平对陈独秀的分析态度,集中在他关于不提路线斗争的谈话中。邓小平说：“……陈独秀,还有瞿秋白同志、李立三同志这三个人,不是搞阴谋诡计的……”邓小平根据习惯说法,没有称陈独秀为“同志”,但属于不搞阴谋诡计的。邓小平将十次“路线斗争”的头头分为三类,一类是好的；一类是中间的,有问题,但不搞阴谋诡计；还有一类有严重问题,搞阴谋诡计。说明邓小平最注意的是搞不搞阴谋诡计问题。邓小平对陈独秀采取了分析的态度,不否定他在党史上的地位,还有一例。1981年7月,邓小平在陈独秀墓地的有关材料上批示：“陈独秀墓作为文物单位保护,请安徽省委考虑,可否从地方财政中拨款修墓,并望报中央。”这件事对后来十几年陈独秀思想研究的开拓和深入,起到了解放思想的作用。

　　(三)不多议论

　　邓小平在谈如何总结建国以来的党的历史基本原则时说：“通过这个决议对过去的事情做个基本的总结。还是过去的话,这个总结宜粗不宜细。总结过去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邓小平谈陈独秀很少,一个原因是邓小平和陈独秀接触少。1927年夏,邓小平任中共中央秘书,和总书记陈独秀有过短暂的接触。但邓小平谈陈独秀很少,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不主张多议论。邓小平说：“历史上重大问题的议论到此基本结束。当然,议论过去,将来也难以完全避免,但只是在讨论当前工作的时候,联系着谈谈过去的事情。”说明邓小平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反对空谈。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离开本国实际和时代发展来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这个思想也是我们研究和评价党史人物的指导思想和根本方法论。

本文摘自：新华文摘，作者：朱洪，原题为：《党史人物评价的一个特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