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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岁与女学生闪婚，成名后前女友后悔；父亲毕业于南京东南大学，母亲从小教他英语；考大学第一志愿选农业不被理解；差点成为专业游泳运动员，险些去当空军飞行员……
袁隆平全家在安江农校时的合影。前排左起：袁定江、袁定安、袁定阳，中排左起：岳母、母亲，后排左起：邓则、袁隆平、邓一平（邓则之兄）。
本文摘自《解放日报》2010年11月12日第19版，作者：袁隆平 口述 辛业芸 访问整理，原题：《杂交水稻之外的袁隆平》
我要感谢我的“贤内助”
我和邓则的结合，在当时堪称“门当户对”。我们是1964年2月结婚的，那时我已经超过33岁了，货真价实的晚婚。
此前我也谈过恋爱，未成功。那时安江农校对门是黔阳一中，是个重点中学。1956年的时候，这所中学也要开一门农业技术课，而普通中学没有讲农业课的教师，就要我去代课。在这期间我认识了一位教化学的女老师，我们在一个教研组里，谈了三年恋爱。我们两个人家庭出身都不好。后来她跟我讲，她要跟别人结婚了，我们不能在一起了。她找的那个人，第一是出身比较好，第二是在大学当助教，第三是工作在长沙，这些条件都比我优越。实际上她对我的感情是真实的，只是迫于对当时社会现状的无奈。对此我感到很痛苦，我也很痴情，等了她三年呢。后来她生小孩了，我就彻底断了念头，之后她曾说过她一失足成千古恨。
1963年冬，学校老师和过去学生中的热心人关心我的婚姻大事，帮我物色了对象，她就是邓则，我过去的学生，小我8岁。她1959年从安江农校毕业后，分配到黔阳县农业局两路口农技站，从事农业技术推广工作。她也是由于家庭出身不好的原因，一直没有考虑婚姻问题。经过她的两位同学谢万安和王业甫的撮合，我非常愿意，就去找她。两个人的家庭出身都不好，谁都不挑谁；加上原本是师生，互相熟悉和了解。她对我印象比较好，认为我的课讲得好，爱打球，爱搞些文艺活动啊，又会拉小提琴啊。她也很活跃，喜欢唱歌、跳舞，也喜欢运动，爱打球，还是黔阳县篮球运动代表队队员呢，因此我们很情投意合。
1964年春节前夕，黔阳县组织篮球比赛，那时邓则是县代表队的，要打比赛了，比赛场就设在安江农校。农校几位热心的老师觉得这是天赐良机，鼓动我把婚事办了。热心的“红娘”曹延科老师更是“趁热打铁”，抓住练球空隙请邓则来我的宿舍喝茶休息。为这弄得我还很尴尬和措手不及，因为我的洗脸盆漏了个洞，只能歪在一边接点水请邓则洗手，而且我宿舍的墙脚边还丢了我几双臭袜子。但后来邓则跟我说过，就是因为这种状况，她深深感到“老师”身边应该有个人照顾。
有人牵线，速战速决！从介绍到结婚不到一个月时间。就在比赛中间休息的时候，我把邓则从赛场上拖下来，要骑自行车带她去打结婚证。邓则说比赛还没完，我跟她说打结婚证比打比赛更重要！她有个叔伯哥哥，说你怎么搞的，比赛都不比了？我说比赛明天再比吧，今天这个结婚证更重要！
农校的老师们都很热情地帮我们布置，在我的单身宿舍里，只有一张单人床和一张书桌。曹老师拿出5元钱，买回了喜糖；女体育教师周琼珠将刚买回的绣着一对红蝴蝶的平绒布鞋送了来……这样，为我们举行了一个简单而又热闹的婚礼。结婚时，我只穿了很一般的衣服，本来也不帅嘛。
我为了庆祝我们的新婚，曾邀请邓则去游泳。记得有一天开会到晚上11点，但在新婚的激情和游泳的兴致的双重驱使下，尽管黑灯瞎火，我还非拉上邓则去游泳不可。为此我还特意拿上一把小剪刀，以防河里有渔民布下的渔网，碰到鱼线时可以剪开脱身，然后我们去游了个痛快。
袁隆平夫妇在庐山植物园留影
很长一段时间内，她叫我“袁老师”，我一直称她为“贤内助”。最有意思的是，前几年我和香港中文大学的辛世文教授（现在也是中国工程院院士）见面时，我们互相介绍自己的夫人，他说“这是我的太太”，我就说“这是我的贤内助”。后来他太太就说“以后不能叫太太啊，要叫贤内助，贤内助比太太好”。
在我事业最艰难、工作最困难的时候，邓则却最坚定地支持我，她付出的确实太多了。在上世纪70年代，因为我一直在外面搞科研，家里的担子都由她挑起来。我曾连续7个春节都没有回家，是在海南岛过的。小孩都是我的贤内助带的，二儿子出生才3天我就南下了，但我的贤内助也没有埋怨我。她知道这个事业很重要，毫无怨言地支持我。特别是我父亲去世后，为了照顾我母亲，直到母亲去世，邓则才带着3个孩子来长沙和我团聚。从1964年到1990年，26年里我们基本是分居。
邓则很厚道、善良、贤惠。我们之间顶多有几次争争嘴，不是什么原则问题。她偶尔发脾气，我笑一笑就算了。我抽烟，她唠叨几句，说你少抽点咯。现在，我每次应邀出访，或是参加活动，只要条件允许，我就带着我的“贤内助”一道去，让她走一走散散心。如果是出国，我就耐心地给她当翻译兼导游，她喜欢旅游呀。这样，带她去过5个国家和国内很有名的一些景点；即便没有机会带她去，也会给她买一些礼物，我能记得她穿的衣服、裤子和鞋子的型号。
母亲对我的教育影响了我一辈子，她教导我做一个有道德的人。她总说，你要博爱，要诚实
我对我家祖上事情的了解十分有限，只是有位叔叔，曾经整理过千份《西园迁徙》的小资料，对此有很简要的概括。从中我了解到，袁家中我们这一支脉，在明代的时候落脚在江西德安县南郊坡上的青竹畈，在那里世代务农。清代雍正年间，从第11世祖开始，我们家的族谱排辈的字序是“大茂昌繁盛，兴隆定有期，敬承先贤业，常遇圣明时”。我是“隆”字辈。
我父亲袁兴烈生于1905年，原来住在德安县城北门。他毕业于南京的东南大学，就是后来的国立中央大学和南京大学，毕业后也在县里担任过高等小学的校长和督学。 20世纪20年代到1938年在平汉铁路局工作。我父亲很有爱国心，在铁路上做了很多为抗日战争运送军火和战略物资的工作。在抗战期间他还曾发动一个企业家捐献了500把大刀，赠送给西北军的“大刀队”。可能是因为这个机缘，后来他受到西北军的爱国将领孙连仲的器重，做了这位上将的秘书。再后于1947年底调到南京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任职，做事务科科长。
我母亲华静，原名华国林，是江苏镇江人，生于1902年。母亲有个妹妹，叫华秀林，是协和护士学校毕业的。我外公去世早，外婆年纪轻轻便守寡了，后来母亲就随外婆寄居在舅公家。舅公叫许忠真，我们小的时候都曾去过舅公家。舅公有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我们也都见过。
我母亲早年在江苏镇江教会学校读高中，毕业后就在安徽芜湖教书。在这期间，认识了在南京东南大学读书的父亲，后来他们结了婚。
母亲是知书达理、贤惠慈爱的人。她是当时少有的知识女性，我从小就受到她良好的熏陶。我的英语是我母亲发蒙的，很小时我就跟着她念，后来上学，我的英语课从来不复习就都是高分，我觉得很容易，因为我有基础。母亲对我的教育影响了我一辈子，尤其在做人方面，她教导我做一个有道德的人。她总说，你要博爱，要诚实。
我家兄弟姊妹六人，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我父亲对我们的教育从未有过丝毫的放松，不管辗转到哪里，都把我们送进学校读书。我们家自曾祖起，就有一个重视教育的好传统。我生长在这个家庭中很幸运，是这一传统的受益者。
我家虽然祖籍是在江西，我自己却是出生在北平协和医院。因为生在北平，便取名“隆平”。当时，我的姨妈华秀林是北京协和医院的护士长。最近欣然获得了我在协和医院的出生证据，并根据协和医院的记载荣幸得知，我是由林巧稚大夫参与接生的。查了一下林大夫的传记资料，她生于1902年，和我母亲同岁。她1929年6月毕业于协和医学院，7月成为协和医院妇产科的第一位女大夫。我很感谢林大夫，感谢协和医院。
一次我带上我的弟弟隆德逃学去游泳，被父亲用望远镜远远看见，打了一餐饱的
我的童年和少年生活是在动荡的战争年代中度过的。然而，父母始终没有放弃过我们上学读书的机会。在颠沛流离中，我先后进过三所小学，先是汉口的扶轮小学，然后是湖南澧县的弘毅小学，后来是重庆的龙门浩中心小学。
在班上，成绩最好的是三个女同学，我和玩得好的一位同学黎浩常排名在第四到第十之间。我们一起上学，放学一起回家，在回家的路上经常背诵诗歌，在一块做游戏。有时需要出点儿小钱时，只要我口袋里有，我就愿意拿出来请客。
我小时候很贪玩。 1939年春，我们一家六口随父亲辗转湖南等地逃难到了重庆。那时日本飞机经常来轰炸，经常会拉空袭警报，警报一响，我们就不上课了，就要躲到防空洞里去。但防空洞里很不舒服，憋闷得很，我们就跑出来，到河边去游泳。一次我带上我的弟弟隆德逃学去游泳，被父亲用望远镜远远看见，他气得提了拐杖就到江滩上来将我俩揪了回去，打了一餐饱的。我以为拉上弟弟，两个同时犯错误，罪责会轻一点，各打五十大板。结果哪晓得，逃学游泳不讲，还拉上弟弟，罪加一等！最后挨板子狠狠地打了一回。
重庆在抗日战争期间是陪都，当时已沦陷或部分沦陷地区的机构和学校，有很多都迁往重庆等大后方，汉口博学中学（后简称“博中”）就是迁到重庆的一所学校。抗战胜利之后，1946年我们家迁回到武汉，博中也迁回汉口，我仍然继续在博中读书，前后有四年多时间。所以说我的青少年时期大都是在博中度过的，她是我最感亲切的母校，她给予我培养和教育，对我的成长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博学中学是英国基督教伦敦会创办的教会学校。虽是教会学校，学校里的宗教活动并不多，信教与否，完全自觉自愿。在校四年多，我只参加过两次宗教活动。
抗日战争时期，生活很艰苦，吃的是糙米饭，点的是桐油灯，一两个星期才打一次“牙祭”。学习紧张而有规律，早上6点钟起床，10分钟后就得洗漱完毕在操场集合做操，但学校的学习和生活气氛仍然很浓厚和活泼。我们的校长胡儒珍博士，毕业于香港大学，称得上是一位教育家。他不仅对学生在学习上的要求很严，而且要求品德、学习、文体全面发展。因此，学校经常开展文娱、体育等方面的活动。我在这些方面的受益也不浅，喜欢各种球类运动，尤其游泳一直是我的强项，至今我还非常爱好音乐和游泳。
重视英语教学，是教会学校的特点之一。在那种几乎全是英文的环境中学英语，我当时达到了看英文电影百分之八九十都听得懂的程度。我现在之所以能在频繁的国际学术活动中运用英语进行交流，诸如学术讨论会、合作研究、技术指导和宣读论文等等，主要是母校给我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当然，我母亲对我的英语启蒙也是很重要的，她毕业于教会学校，英文很好，对我的影响也是很大的。
很多人对学农业专业有想法，可我从来没有后悔过
我考大学的时候，大半壁江山已经是共产党的天下，全国大部分都解放了。国民党政府管辖之下的大学已经没剩下几所了，只是在四川还有几所大学。我是1949年9月上旬进大学的。当时我知道重庆北碚有一所与复旦大学有渊源关系的相辉学院，于是我选择了进相辉学院，农业是第一志愿。
我之所以选择学农，其实缘于从小产生的志趣。那是在汉口扶轮小学读一年级的时候，老师带我们去郊游，参观一个资本家的园艺场。那个园艺场办得很好，到那里一看，花好多，各式各样的，非常美，在地下像毯子一样。红红的桃子结得满满地挂在树上，葡萄一串一串水灵灵的……当时，美国的黑白电影《摩登时代》也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影片是卓别林演的。其中有一个镜头，窗子外边就是水果什么的，伸手摘来就吃；要喝牛奶，奶牛走过来，接一杯就喝，十分美好。两者的印象叠加起来，心中就特别向往那种田园之美、农艺之乐。从那时起，我就想长大以后一定要学农。随着年龄的增长，愿望更加强烈，学农变成了我的人生志向。到了考大学时，父亲觉得学理工、学医前途应该会很好，但我却想学农。母亲也不赞成我学农，她说学农很辛苦，那是要吃苦的，还说要当农民啦等等。我说我已经填报过了，还说她是城里人，不太懂农家乐，有美好的地方她没看到。我说我以后办了园艺场，种果树、种花卉，那也有田园乐！我还跟她争辩农业的重要性，说吃饭是第一件大事，没有农民种田，就不能生存……
父母最终还是尊重了我的选择，我如愿以偿地进了私立相辉学院的农艺系。1949年11月，重庆解放。1950年，经过院系调整，私立相辉学院与四川大学的相关系科、四川省立教育学院的农科三系合并组建为西南农学院，我们这个系就改称农学系了，校址在重庆北碚。我在这里学习了四年，直至大学毕业。
说实在的，很多人对学农有想法，可我从来没有后悔过学农。
我只得了个第四名，前三名都被吸收进了国家队，我差点就变成专业游泳运动员了
大学期间我有几个玩得很好的同学，梁元冈、张本、陈云铎、孙昌璜等。梁元冈会拉小提琴，我们就跟他学着拉。我喜欢古典的小提琴曲，它能把你带到一个很舒服、很美好的境界。我不是书呆子气十足的人，我什么都想学一点，什么都会一点。当时，由于我唱歌声音较低而且共鸣很好，同学们给我取外号叫“大Bass（编者注：大贝司）”。我在大学里面是合唱团的成员，就是唱低音的。我喜欢比较经典的音乐，那时候是解放初期，唱前苏联歌曲《喀秋莎》、《红莓花儿开》等等；我也会唱英文歌。每到课余时间，我和梁元冈、陈云铎、孙昌璜等爱唱歌的同学常常聚集到一个宿舍里一起唱歌。
上大学时，我始终喜欢运动，游泳技术是一流的，可说在西南农学院也是首屈一指的，没有哪个能游得赢我。不吹牛，在游泳方面我读高中时就有段“光荣史”，拿过武汉市第一名、湖北省第二名。但打球只是三流候补队员的水平。
因为我游泳游得好，就由我当同学们的教练，教他们游泳。在北碚夏坝的时候，前面是秀丽的嘉陵江，我们经常沿着一溜下到江边的石阶去游泳。有时为了去对岸看电影，我就将衣服顶在头顶上，游过去了再穿，这样就省下渡江的几分钱。你想想，三分钱可买一个鸡蛋呢。
1952年抗美援朝时我还参加过考空军，那时空军从西南农学院800多名学生中选拔飞行员，只有8个人合格。我被选上了，让我参加空军预备班。我好高兴，还参加了庆祝八一建军节的晚会，第二天就要到空校去正式受训了。结果呢，那天晚会之后宣布大学生一律退回。
他们欢送了我们，我们又被退了回来。原因是那时候（1953年）朝鲜战争已经有些缓和了，国家要开始十年大建设，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了。那时候大学生很少，全国大概只有20多万大学生吧，所以大学生要退回，只要高中生就可以了。不好意思，我们又回来了！
那时四川省分了四个行政区：川东、川南、川西、川北，我们北碚是川东区的首府。 1952年，贺龙元帅主持西南地区运动会。我参加了游泳比赛，先是在川东区比赛中拿了第一名，同学们好高兴，因为这是西南区游泳比赛的选拔赛。我并没有经过正规训练，但他们说我潜力很大。后来我代表川东区跑到成都去参加比赛。成都小吃又多又好吃，什么龙抄手、赖汤圆、“一蹦三跳”等等，我吃多了，把肚子吃坏了，影响了比赛的发挥。比赛中，我前50米是27秒5呢，当时世界纪录100米是58秒，这么算跟世界纪录差不多。后面50米就游不动了，最后搞了个1分10多秒，只得了个第四名。而前三名都被吸收进了国家队，我就被淘汰掉了，要不然我就会变成专业运动员了。
空军把我淘汰了，国家游泳队也把我淘汰了，两个都把我淘汰了。
大学同学都了解我是这种凭兴趣和爱好的性情，到毕业时，他们说要给我一个鉴定：爱好——自由；特长——散漫，合起来就是自由散漫。哈！说实在话，直到现在我也还是这样。
我搞杂交水稻研究，不是为了当院士
辛业芸：当年评选中国科学院院士时，有人说：袁隆平没有评上院士比评上院士反响更大，您怎样看待这个问题？
袁隆平：20世纪90年代初期，湖南省人民政府曾三次推荐我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即现在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却三次落选。这事情发生在十几年前，当时，有人说我落选比人家当选更引起轰动，舆论也有很多批评，很多人为我抱不平。但我本人认为没当成院士没什么委屈的，这说明自己水平还不够。有些省份甚至一个院士都没有，但并不能说明他们就没有科技成果。我搞杂交水稻研究不是为了当院士，没评上院士说明我的水平不够，应该努力学习；但学习的目的还是提高自己的学术水平，而不是为了当院士。
如何看待当选院士，对我个人而言，实际上是如何对待荣誉的问题。我没管这么多，我只管自己搞研究，我把能出研究成果，为粮食安全作出贡献，当做对我最大的肯定，也是我最大的安慰！
我的童年是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度过的，我知道民族的屈辱和苦难。当我能用科学成就在世界舞台上为我国争得一席之地时，“杂交水稻之父”的称谓也好，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的头衔也好，荣获各种名目的国际性科学大奖也好，我首先想到的是，为我们中国人争得了荣誉和尊严。
有时被人们称为“伟大科学家”，说老实话很让我诚惶诚恐，不是伟大，是尾巴大，尾巴大了也有好处，就是不能翘尾巴。 2007年我到美国参加院士会，在华盛顿白宫前面，好多在美国旅游的中国人要求合影、签名，搞得我很不好意思。你不能把尾巴翘起来啊！
短距离50米，年轻人都游不赢我
辛业芸：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日常生活情况，好吗？
袁隆平：我的生活很丰富，因为生活本身就丰富；工作也很愉快，能为国家、为人民做自己应做的贡献是最愉快的。我的工作就是生活的一部分。我想，一个人活这一辈子，首先，心态要好，要乐观一点，开朗一点，豁达一点，这是很重要的。不要为点小事情发愁、计较，也不要为了追逐名利去花心思，否则你稍微有点挫折就受不了。
第二，生活要有规律，要讲求健康的生活，这也是很重要的。我吃饭以素食为主，常吃粗粮。饮食定时定量，每天3餐，多吃米饭和红薯等粗粮，少吃一点鱼、肉。一天大概2两荤菜，补充点蛋白质，再多吃些水果，很简单。补药从来不尝，粗茶淡饭，适当营养，只要卫生和营养就行了。我现在的体型保持得很好，不胖不瘦。我每天早上要做体操，下午要打球，夏天还要游泳。我现在精力充沛，看来脑筋还管用，身体还很好。我从小就喜欢锻炼身体。我们现在经常搞比赛，我还连续几年在我们农科院得游泳冠军呢，短距离50米年轻人都游不赢我，但我耐力不行了，只是我的技术好。除了游泳，我还打排球，打排球我是主攻手。这是我每天的必修课。晚上，一般要下下象棋，轻松一下。生活内容充实，心情也开朗。
我爱看书，外文书啦、文史啦、地理啦都看，大概每周有3天看业务书。看业务书，我有选择性，需要的看，感兴趣的看，主要是与工作有关，比如超级杂交稻有关的新发展、新趋势。我认为脑子要多用，尤其是学外语，可以有效地延缓衰老。脑子越用越灵活，人年纪大了最怕得老年痴呆，现在看来，我脑筋还管用。
在掌握基本知识的基础上，要有一些专才，有一些爱好。有专才，就有了方向；有爱好，不但让你的世界更丰富，还可以在知识、文化、精神层面上相互“杂交”，互相启发。 “杂交”现象不仅在自然界存在，在人类社会、思维领域也都广泛存在。
我有3个儿子，分别取小名为五一、五二、五三，大名是袁定安、袁定江、袁定阳。他们小的时候，我对他们照顾很少。老大长年跟奶奶生活在重庆；老三跟着外婆过；只有老二，5岁的时候，我带着他去海南、广东生活过一段时间。在对孩子的教育方面，我从不爱说教，不强求他们必须有大的作为。健康就好，有健康就有未来。现在他们都长大成人了，他们要想上进，我就给他们创造条件。我的老三还可以，他肯学习，我就给他创造条件。
现在我们有了孙辈，两个孙女。每天下班之后，我和老伴都会陪孙女们玩一玩，带她们游游泳，或者给她们讲讲故事，享受天伦之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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