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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闻轶事] “一大”趣史②:会址是如何确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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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5-29 13:41:03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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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0年9月,上海市委想要找到中共一大会址并建立纪念馆。于是上海市公安局把汉奸周佛海的妻子杨淑慧放出来,由她在街上走走停停,寻找当年“一大”召开的会址旧地,经过多日搜寻,最后终于在原望志路106号停下来,此时的106号是个卖面条的 小铺子,店号叫“恒福昌面坊”,楼上还有两户居民。确定后将望志路106号及其左右房子和老渔阳里2号居民迁出。然后又买了些座椅安排在客堂楼上,于是“一大”会址原状就恢复制造出来了。
  1961年3月4日,中共“一大”会址经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984年春,邓小平同志为中共“一大”会址纪念 馆亲笔题写了馆名。
  1999年5月18日,江泽民为纪念馆亲笔题词:“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 中国。”在上海解放50周年之时,新馆正式向社会开放。
  
——详见二楼当事人沈之瑜口述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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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2-5-29 13:42:34 | 显示全部楼层
□口述 沈之瑜     □整理 周 军 潘莹斌
  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件。在中国共产党建党8 0周年前夕,我们整理出10年前对沈之瑜先生的采访实录。沈之瑜亲历和见证 了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确认中共“一大”会址的全过程,他的谈话披露了不少鲜 为人知的历史细节。
  沈之瑜(1916—1996),原名茹志成,是著名作家茹志娟的胞兄, 1935年就学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1949年随军进入上海后任上海市文化 局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处处长,1958年起任上海博物馆馆长、名誉馆长。【一 】
  1950年9月的一天,姚溱同志(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打电话给 我,要我(时任上海市文化局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处处长)到市委宣传部,说有事 商量。我立即赶去见姚溱同志,他说,市委领导决定要千方百计找到中共第一次 代表大会的会址并建立纪念馆,此事叫我和杨重光二人负责。我说:“任务很光 荣,但难度极大,我只知道当年‘一大’是在法租界开的,这样大的一个法租界 到哪里去找?”姚说:“你别急,我已和杨帆同志(时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长)讲 好了,把周佛海的妻子杨淑慧放出来,请她协助你们找。”
  我听了很高兴,从宣传部出来就直奔图书馆,从封存书刊里借到一本周佛海 的《往矣集》。我花了一天的时间把此书看完,从中只得到这样一条线索:“在 贝勒路李汉俊家,每晚开会。”
  隔了一天,我们和杨淑慧会面了。她首先带我们去的是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 (今南昌路铭德里2号)陈独秀原来的住家,她说:“当年开会时陈独秀在广州 ,这里只有他夫人高君曼带着两个孩子住在楼上,开会期间李达、王会悟夫妇还 住在这里,后来我和周佛海结婚之后也住过这里的亭子间,所以印象深。”
  我们前前后后走了一圈,这是一幢两上两下的石库门弄堂房子,她边走边看 边说:“大门进来的客堂是陈独秀的会客室,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块小黑板上面 写着‘会客谈话以十五分钟为限’,客堂里还有一只皮面靠背摇椅,陈独秀常常 坐在这只摇椅上的。”“旁边的厢房就是《新青年》编辑部。”
  我们来到客堂后厨房前一个狭长的过道小天井里,她说:“这里原有一个水 泥的水斗,上面有个自来水龙头,平时是用来洗拖把的,有时我们用木塞塞住( 下水口),放水浸西瓜。”
  因为当时还有居民,所以没有上楼。这虽不是我们要找的主要目标,但这里 是我党成立最早的中央工作部,《新青年》从第8卷第1期开始便成为我党的党 刊,所以也是一个重要的革命遗址。
  我们问杨淑慧:当年“一大”开会的地址在哪里?她说:“我去过几次,但 印象没有这里清楚。”我说:“《往矣集》记载在贝勒路李汉俊家开的。”杨重 光同志说:“我看到的材料记载是在蒲柏路上的博文女校里开的。”杨淑慧说: “李汉俊家在贝勒路没有错,几号门牌我记不清了,我想到贝勒路去找找看,能 不能凭当年的印象确定,没把握。”我说:“我同意,改日我们去贝勒路。”杨 重光同志说:“我们双管齐下,我去蒲柏路访问老居民,先把博文女校找到再说 。”
  我请沈子丞同志(上海市委宣传部干部)去市教育局找解放前的学校资料, 有没有博文女校的校址。过了几天,他来告诉我,当时上海的中小学都要在7月 13日之后才放暑假,7月1日作为建党纪念日一定是“一大”开会日。【二】
  过了两天,我约杨淑慧去贝勒路(今黄陂南路)踏看。我们两人慢慢地边走 边看,她说:“我仅有的一点印象现在影迹皆无了。当时李家门前沿马路一片荒 凉,大门对面有一片菜地,有一家吹玻璃的棚屋小厂,房子造好不久他们搬进去 住的,所以是新房子,他们家里进出走后门的。现在鳞次栉比都是房子了,昔日 的影子也没有了。”
  我们走到望志路(今兴业路)附近,看到有两条弄堂,弄堂口上部建筑是圆 形的,弄里一边是一排后门,另一边是一排石库门。她忽然说:“这里有点像李 家后门!”但是哪一家一时决定不了。我看她走累了,就说:“今天总算找到了 一点影子了,我们改日再来吧。”
  杨重光同志访问蒲柏路老居民,总算找到了博文女校,是在白尔路(后改蒲 柏路)389号(今太仓路127号)。据查当年校长是黄绍兰(又名黄朴君) 。1951年5月,杨重光同志拍了一套照片送中央领导同志审核,结果正如他 后来在一篇文章中写的:“胡绳同志说,毛主席和董必武同志都已看了照片,他 们说,博文女校是‘一大’代表李汉俊的哥哥李书城的家。……我去农业部见了 李书城同志,他告诉我那时他的家在法租界望志路78号,现在路名和门牌号都 改了,因此他只说了那所房子的大体位置,于是我返回上海继续寻找。”【三】
  在博文女校召开“一大”的说法虽被否定了,但这座女校还是应该作为革命 遗址保护纪念的。学校原址经许多老居民指认决不会错,1951年8月政府就 买下这一座房子,按原样修复。后来沈子丞同志打听到黄绍兰校长的女儿黄允中 在武汉工作,我们发函请她来上海核实博文女校校址,指导恢复内部原状。她于 1952年7月20日来沪。当年她也在博文女校读书,她确认校址无误,对当 年校内的布置作了说明,给我们工作帮助很大。【四】
  杨淑慧经过几次踏看,“一大”会址终于从“影子”中清晰,慢慢地深化而 确定了。就在原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大门沿街是望志路,后门 弄堂在贝勒路。它与并排相连的5幢房屋始建于1920年夏秋之交,是典型的 上海石库门式样建筑。外墙青红砖交错,其间镶嵌着白色粉线,门楣是矾红的雕 花,黑漆大门上配着一对沉甸甸的铜环,门框四周用米黄色石条围成,朴实典雅 中给人一种庄重肃穆的感觉。新屋落成后,编号106号和108号的最早的住 户就是李书城、李汉俊兄弟俩。他们将两幢房屋的内墙打通,楼梯合一,成为一 家,人称“李公馆”。
  当时的106号不是杨重光同志文章里所说的酱园,而是一家卖机器面条的 小铺子,店号叫“恒福昌面坊”,楼上还有两户居民。当他们知道这里是中国共 产党的诞生地时,大家拍手大笑说:“我们住的原来是一块宝地。”我们告诉大 家:“这里要作纪念馆了,要请大家乔迁。”大家都表示:“这是应该的,应该 的。”于是我们将望志路106号及其左右房子和老渔阳里2号,请房管部门协 助动迁,动迁很快就完成了。【五】
  一天,姚溱同志又打电话问我工作进展情况,我作了简要的汇报,他指示还 要找一处最早的团中央的活动机关,对外是外国语学校。事后我问杨淑慧,当年 党办过一个外国语学校在哪里?她说她知道,是陈独秀办的,在霞飞路(今淮海 中路)新渔阳里6号,离陈独秀家不远。
  我们就来到霞飞路,渔阳里的里名没有了,但细看还可以看出“渔阳里”三 字的痕迹,庆幸的是弄里门牌没有改,我们很快找到了6号,于1956年动迁 5、6、7号三幢房子的居民,1957年年底按原样修复竣工,并恢复“渔阳 里”里名。
  “一大”会址在恢复原状时,我根据有关资料,把会议桌椅安排在客堂楼上 ,直到1956年2月12日董必武同志来馆视察时指出“是在楼下开的,当时 楼上住的是家眷,不可能在楼上开会”,这样我们就把会议桌椅搬下楼来。
  1964年以后李书城的夫人薛文淑(当年“一大”会址的房屋主人)又来 上海时,我们问她当年开会在楼上还是楼下?她说:“我记得这张大菜台子没有 搬到楼上去过。”这样就完全证实“一大”是在楼下开的。
  当“一大”会址找到以后,我还请陈望道同志来看过,请他核定“一大”会 址。他看了之后既不肯定,也不否定,说“我实在记不清了”。
  也请过李达同志,当时他是湖南大学校长,他看后谈了许多党早期的活动情 况,与“一大”直接有关的只有一点,就是“大会开到第四天(7月30日)晚 上,法租界的密探闯进会场,说是找人找错了门,当时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很机警 ,问大家认识此人否,大家说不认识,他说一定是密探,赶快休会离开会场。大 家从前门走出,来到老渔阳里2号陈独秀家,当时我也住在那里,大家商量明天 开会要换个地方,因为我太太从小在嘉兴,她建议到嘉兴南湖去开,大家都同意 ,于是我请太太先去南湖雇船,我们分两批去装作游湖模样,在船上开完了大会 ”。他对找到的会址没有异议。
  1951年10月8日市委通知:“一大”会址、老渔阳里2号及博文女校 三处为纪念馆,并成立以夏衍同志为首的管理委员会,成员有恽逸群、陈虞孙、 方行、沈之瑜、杨重光等同志,负责设计并领导这三个革命纪念馆的工作。【六 】
  1952年冬天,文化部文物局王冶秋同志来沪视察三馆,看后亦指出,当 年开会是秘密进行的,内部布置不符合原来的状况。“一大”会址在1953年 6月进行整改,内部取下了悬挂的马列肖像和毛泽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 手迹,外墙亦复原为清水墙,并制成会址模型送往北京。
  为了征集资料,沈子丞同志从中华书局图书馆找来了毛泽东和恽代英两同志 亲笔填写的《少年中国学会会员调查表》,毛主席的表是1925年11月21 日填的,在表里对中国革命的主张阐述得很清楚,时间比《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 析》还要早。我将毛主席的那张表拍了照片,交夏衍同志请示中央将来能不能公 开在纪念馆陈列,不久夏衍同志来电话说:“中央同意公开陈列。”
  杨重光同志文章里把此表说成是“志愿书”,错了;说此表是从原亚洲文会 “日本投降前日本特务机关秘密存放在那里的我党建党前后的文件、资料和出版 物”中发现的,更是牛头不对马嘴。亚洲文会博物院是我接管的,我最清楚,在 博物院里有一个图书馆,确实收藏有日本特务机关“满铁”的档案,其中都是我 国军政情报,根本没有此表,此表明明是沈子丞同志从中华书局图书馆里找到的 。现在成为“一大”纪念馆的一级文物,同时找来的还有一张我军的军用地图, 后来调给北京了。
  三个按比例缩小的模型做好已经到了1953年了,由沈子丞同志于6月1 9日送达中央宣传部。沈回来说,王冶秋、胡乔木同志都看过了,他们说模型做 得很好,并传达毛主席看过后说:“叫包惠僧去上海看一看。”
  包惠僧是当年“一大”的参加者,当时任国务院参事。1954年3月,中 央宣传部请包惠僧及薛文淑专程从北京来到上海,我陪着他们去3个地方都看了 一遍。回到宾馆,包惠僧滔滔不绝地讲了几天,这就是他后来写的《共产党第一 次全国代表会议前后的回忆(一)(二)》、《勘察上海革命纪念馆后的见闻》 等。薛文淑则对当年她家室内的一切布置作了详细说明,我们根据她的口述作了 记录。还通过她找到了她房内的一只茶几、一把椅子,据说是当年的原物。他们 对已确定的3个馆的原址都认为是对的。
  董必武同志作为“一大”代表,1956年他旧地重游,感慨万分,欣然题 词“作始也简,将毕也巨”。1958年12月5日,金日成主席参观后写道: “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不仅为中国人民开辟了光辉的道路,而且对东方人民的解放 运动给予巨大的影响。”1961年3月4日,中共“一大”会址经国务院公布 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4年春,邓小平同志为中共“一大”会址纪念 馆亲笔题写了馆名。
  1999年5月18日,江泽民为纪念馆亲笔题词:“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 中国。”在上海解放50周年之时,新馆正式向社会开放。
  “长江大河,起于勺水”。从这里起步的中国共产党人,经过数十年的浴血 奋战,终于把中国人民从饥寒交迫的苦难深渊中拯救出来,古老的中华民族,重 又以勃勃的生机昂首挺立于世界的东方。图姚溱(领导确认“一大”会址者)经 过很多当事人仔细辨认才予以确定的中共“一大”会址 (潘莹斌摄于199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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