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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经济建设运动

发布者: 无路可逃 | 发布时间: 2016-4-11 08:47| 查看数: 2545| 评论数: 1|帖子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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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4月1日,蒋介石在贵阳督剿红军时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首次提出开展“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并作了简要解释。他在会上说:“欲挽救今日民族之危急,与解除全国民众之痛苦,须有一个运动继新生活运动而起,其名为‘国民经济建设运动’,此国民经济运动,乃以振兴农业,改良农产,保护矿业,开发矿产,扶助工商,调节劳资,开辟道路,发展交通,调整金融,流通资金,促进实业为宗旨,而以革除苛捐杂税,减免出口税,与要求新宪法之实施,禁止纸币之乱发,为建设国民经济之初步。”同年8月9日,蒋又在成都通电全国说明国民经济建设运动的意义和要求,这一运动遂在全国逐渐开展起来。

《国民经济建设运动》

《国民经济建设运动》

(一)金融调整。以法币(纸币)代替白银,稳定了金融;
(二)工矿业方面,各类工厂增多,工业品产量很大提高。
(三)农业方面,由于各项政策的实施,农产品有了增加
(四)交通事业。中国地域广大,交通在经济和国防建设中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中,国民政府积极整理旧路、扩建新路,为适应国防需要,各主要铁路均进行了防空准备。例如:建造车站防空洞;伪装机车用水水塔;辅设疏散车辆之岔道;准备各项消防措施;施行防空演习等。1936年,完成了陇海路西安至室鸡段;同年7月,粤汉铁路株韶段接轨,全线通车;广九线也于七七事变爆发后几天内接轨投入使用。1929年起开始修建的杭州至萍乡的江南第一条东西铁路大干线浙赣铁路,于1937年6月正式接轨,全线通车。为防止日军占领上海后切断京沪杭之间的联系,又于1935年开始修筑苏嘉路,1936年7月正式通车。在山西,1932年至1937年,修筑了长达860公里的同蒲路。
浙赣铁路上由茅以升、罗英设计并主持施工的钱塘江大桥,1935年4月6日开始兴建,1937年9月正式通车,全长1,453米,为铁路、公路两用。这是我国自行设计和主持施工的一座大型的近代化桥梁。11月17日公路桥通车当天,过桥的人多达10万以上。12月23日,在杭州撤退时将桥梁自动炸毁。炸桥前一天,铁路车辆从桥上通过的有机车三百多辆,客货车辆两千多辆。
(五)商业贸易。为便利贸易,立法院1935年4月18日通过裁撤转口税方案。 5月24日又通过增加进口税案,规定海关除征原有附加税百分之五外,再增百分之十。5月31日,修正通过减免出口税则,规定减免出口税的货物达百余种。6月25日,国民政府公布修正《海关出口税则》。规定果类、火柴、棉织物等88种产品免税,蛋类、油类等50种减税,共减税300万元左右。实业部还于1936年8月商准福建停征莆仙枣业营业税,会同财政部议请撤销江苏省棉产改进费。通令各县不得阻碍运销国货事情。商准铁道部减低饼干、罐头食品、果品的运输费。
为促进南洋一带的经济往来,实业部协助上海国货界及中华工业国货贸易协会,1935年发起组织南洋商业考察团,于7月至11月到南洋各国进行考察。并在各地举行国货展览,引人注目,参观人数总计达29万之多。考察团团长高事恒在所经各地演讲五十余次。
国民经济建设总会为提倡国货,还成立了国货联合营业公司,1936年12月4日在实业部大礼堂召开筹委会成立大会。此公司所办业务包括筹设各地国货公司并补助其资本,经办各地国货工厂产品分配及销售,各地手工艺品和特别产品之分配及销售,扩充国外市场,训练国货贸易人才等。为谋发展国外贸易,实业部还决定在各主要通商国家设置驻外商务官员。1936年2月,参酌各国驻外商务宫制度,将1931年制定的驻外商务专员章程修正为《驻外商务官章程》。
这场运动的直接目的是为了“自救救国”,这在当时国内经济残破,外则日寇侵逼,中日矛盾日益上升为主要矛盾的历史背景下,的确有其积极意义。首先,它发展了国民经济,增加了国民收入。据刘大钧《国民所得》一书估计,国民生产毛值,1934至1936年分别为213、237、259亿元。其次,经济建设中的许多项目,都是直接为战争做准备的。国民党五大通过的《请积极发展民营重工业以充实国力案》指出,从事经济建设,迅速完成重工业,其目的是“使战时工业能以动员,以供临时需要”。这次大会通过的《请兴筑滇省通江通海通缅铁道以应国防需要而辟经济泉源案》中更明确指出,在此“中日战祸一触即发之秋,沿江沿海随时有被封锁之虞。交通系国防至巨,为适应国防需要……确有及时兴筑通江通海通缅铁道之必要”。
资源委员会所办各厂矿,也主要是为国防做准备,厂矿的分布均远离海口。规模较大的钢铁、机器、电工器材等厂大都设在湖南,其余金属矿、煤矿、电厂多选择川、陕等内地省份。电工器材厂,从原料和产品运销的角度来看设在武汉为宜,但却将其设在湘潭,这完全是出于国防的考虑。即从产业结构的角度来看,资源委员会致力于资本需要量大、资金周转慢、盈利少、风险大,而为一般民族资本家所不愿问津的重工业及国防工业,大量投资于西北、西南等内地落后省份,这对改变我国长期以来形成的以轻工业为主、重工业基础极其薄弱的不合理产业结构和工业主要集中在沿海通商口岸的极不平衡的产业布局都起了积极作用。这场经济建设运动为抗日战争奠定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对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起了巨大作用。例如浙赣线通车后,“东西战场之军队辎重,得随军事形势之转移,自由行动。”徐州会战时,将南方军队调至江北,徐州沦陷后,又调回南方保卫武汉……除军运之外,该路对沦陷区各路机车车辆之撤退,工商物资之疏散,难民之迁移后方等抗日事宜,俱尽最大之努力。
可见,这场经济建设运动的作用已不仅是发展了国民经济,增加了国民收入,而更重要的是,它是一场战前的经济动员运动。因为“在当时国际形势之下,我们不能打出鲜明的准备战时经济体制的旗子,只有以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为战时全国经济总动员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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