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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VS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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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10-2 03:36:1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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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权像人类一样古老。但是美国当前在全球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在它形成的飞快速度、涵盖的全球性范围以及使用的方式上,却都有自己的特点。在仅仅一个世纪的时间里,美国既改造了自己也受国际动态的改造——从一个相对孤立于西半球的国家,变成一个影响和控制力前所未有地遍及全世界的大国。

美国如何走向全球至高无上的地位

1898年的西班牙——美国战争,是美国在海外进行的第一次征服性战争。这场战争使美国的力量深入太平洋,越过夏威夷,到达菲律宾。到十九世纪末,美国的战略家们已在忙着创立主宰两大洋的学说,而美国海军已经开始向英国“统治着海洋”的观念提出挑战。美国声称它享有西半球安全的唯一保护人的特殊地位。这一点是门罗主义在十九世纪早些时候就已提出的,而且后来又为美国所称的“天定命运论”证明是合理的。美国的这一要求甚至还被巴拿马运河的开通而进一步加强。巴拿马运河有助于海军对大西洋和太平洋这两大洋的控制。

美国经济的迅速工业化为美国地缘政治抱负的膨胀提供了基础。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美国不断增长的经济力量已经大约占全球国民生产总值的33%,使美国取代英国而成了世界第一工业大国。美国的这种突出的经济活力是由一种崇尚试验和创新的文化培育出来的。美国的政治制度和自由市场经济为雄心勃勃的和不迷信传统偶像的发明家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机会。这些发明家在追求他们个人的梦想时,不受旧时的传统特权或死板的社会等级制度的约束。总之,美国的民族文化绝无仅有地适宜于经济增长。这种文化吸引和很快地同化了来自海外的最有才能的人,从而也促进了国家力量的发展。

第一次世界大战为把美国军事力量大量投放到欧洲提供了第一个机会。一个在那以前一直相对孤立的大国迅速地把它的数十万军队运往大西洋的那一边。这次跨越大洋的军事远征在规模和范围上都是空前的,标志着在国际舞台上出现了一个新的主要角色。同样重要的是,这次世界大战还促使美国第一次作出重大的外交努力,运用美国的原则来寻求欧洲的国际问题的解决。伍德罗·威尔逊的著名的十四点计划表明,美国的理想主义注入了欧洲的地缘政治,而且美国的理想主义又由于美国的力量而得到加强。(在这之前的15年,美国在解决俄国与日本在远东的一次冲突中曾经起过主要的作用,从而展现了美国日益上升的国际形象。)美国的理想主义与美国的力量的融合,使人们感觉到了美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存在。

可是,严格地说,第一次世界大战仍然主要是一次欧洲战争,而不是一次全球性战争。但是这次大战自我毁灭的特性标志着欧洲对世界其他部分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优势开始告终。在这次战争的过程中,没有一个欧洲大国能够决定性地占上风——而这次战争的结果却深深地受到一个正在倔起的非欧洲大国美国卷入的影响。从此以后,欧洲越来越成为全球大国政治的客体,而不是主体。

然而,美国对世界的这次短暂领导,并未导致美国对世界事务继续不断的介入。美国反而很快地退回到自我满足的孤立主义与理想主义相结合的那种状态。虽然到了20年代中期和30年代初期,极权主义正在欧洲大陆积聚力量,美国这个大国——那时已经拥有一支强大的能够在两大洋作战的舰队,并明显地超过了英国海军——仍然保持不介入的态度。美国人更喜欢当全球政治的旁观者。

与那种倾向一致的是,美国的安全概念是建立在把美国看作是个大陆岛这一观点的基础上的。美国的战略集中在保护它的海岸,因而在范围上只限于本国,很少考虑国际或全球的问题。在国际舞台上起决定性作用的演员仍然是各欧洲大国和正越来越突出的日本。

世界政治中的欧洲时代的最后终结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过程中。这是第一场真正的全球战争。它在三大洲同时进行,又在大西洋和太平洋上进行着激烈的争斗。当英国士兵和日本士兵——他们分别代表着一个遥远的西欧岛屿和一个同样遥远的东亚岛屿——在远离他们家乡万里之外的印度-缅甸边境上发生冲突时,这次战争的全球规模便象征性地显示出来了。欧洲和亚洲已经变成同一个战场。

假如这次战争的结果是纳粹德国的明显胜利,一个单一的欧洲大国便可能成为一个享有全球优势的国家。(假如日本在太平洋胜利了,就可能使日本成为在远东占主导地位的角色,但是十有八九日本仍然只是一个地区性的霸主。)然而,德国的失败主要是由两个欧洲以外的胜利者——美国和前苏联决定的。这两个国家继承了欧洲未完成的对全球霸主地位的寻求。

那以后的五十年是由美苏两极争夺全球霸主地位的斗争支配的。美国和前苏联之间的争夺,是地缘政治学家们最心爱的理论的实现:这一争夺使控制着大西洋和太平洋的世界上最大的海洋国家与在欧亚大陆中心居于首位的世界上最大的陆地国家(中苏集团的地盘很能使人回想起蒙古帝国的版图)相互对立。地缘政治的规模再清楚不过了:北美洲与欧亚大陆相对峙,影响整个世界的命运。胜利者将真正地控制全球。一旦最后夺取了胜利,就再也没有别人挡道。

对立的双方都向全世界宣传自己的充满历史乐观主义的思想信念。这种信念使每方在加强其必胜的信心时,都能理直气壮地作出必要的努力。每方在自己的地盘内都明显地处于主导地位而不像那些渴望获得全球霸权的欧洲帝国没有一个曾经成功地在欧洲本身范围之内运用过决定性优势。而且美苏每一方都利用自己的意识形态来加强对各自仆从国和附庸国的控制。这又有点使人想起宗教战争的年代。

全球地缘政治的范围加上双方都宣称它们的互相竞争的教条是普遍适用的,就使双方之间的争夺变得空前的激烈。但是另外一个也具有全球性含义的因素使这一争夺真正成为独一无二的。核武器的出现,意昧着两个主要争夺者之间典型的迎头相撞的战争,不仅将使它们相互毁灭,而且会给相当大的一部分人类带来致命的后果。因此,冲突的激烈程度同时受到两个对手极大的自我克制的制约。

在地缘政治方面,冲突大都发生在欧亚大陆本身的周边地区。中苏集团主宰着欧亚大陆的绝大部分,但是没有控制它的周边地区。美国在辽阔的欧亚大陆最西部和最东部的海岸都成功地确立了自己的地位。保卫这些大陆桥头堡(集中体现在西部“战线”的柏林封锁和东部“战线”的朝鲜战争中)因而成了后来被称为冷战的那个时期的第一次战略考验。

在冷战的最后阶段,第三条防御“战线”即南部战线在欧亚大陆的地图上出现了苏联入侵阿富汗促使美国从两方面作出了反应:美国直接援助阿富汗的民族抵抗活动使苏军陷入困境;在波斯湾建立大规模的美国军事存在作为威慑力量,以阻遏苏联政治或军事力量任何进一步的南下。美国承诺保卫波斯湾地区,把这一地区视为与欧亚大陆西部和东部的安全利益同等重要。

美国对欧亚大陆集团为有效地支配整个欧亚大陆所作努力的成功遏制,意味着争夺的结果最后是由非军事手段决定的。因为双方都害怕一场核战争,直到最后谁也未敢挑起直接军事冲突。政治上的生命力、意识形态上的灵活性、经济上的活力和文化上的吸引力,变成了决定性因素。

美国领导的联盟保持了它的团结,而中苏集团却不到20年就分裂了。部分原因是同共产主义阵营的等级森严、教条主义和脆弱的特性相比,民主的联盟有较大的灵活性。民主的联盟有共同的价值观,却没有拘泥于形式的教条格式。共产主义阵营强调教条的正统性,只有一个中心说了算。追随美国的主要图家也比美国弱得多,而苏联却不能无限期地把中国作为它的部属来对待。出现这种结果也是由于美国方面被证明在经济上和技术上具有大得多的活力,而苏联却逐渐停滞,在经济增长和军事技术上都无力与美进行有效的竞争。经济的衰落又引起了意识形态上的沮丧。

事实上,前苏联的军事力量,以及它在西方人中间引起的恐惧,长期地模糊了这两个争夺者之间根本的不对称性。美国明明白白地要富得多,技术上先进得多,军事上更富有适应性和革新精神,在社会方面也更有创造性和吸引力。意识形态的桎梏削弱了前苏联的创造潜力,使它的制度越来越僵化、经济越来越浪费、技术上更无竞争力。只要不爆发相互毁灭的战争,在长期的竞赛中,天平必然最终向有利于美国的一边倾斜。

争夺的最后结果也受到文化因素的很大影响。美国领导的联盟,一般说来,认为美国政治和社会文化的许多特性是积极的。美国在欧亚大陆西部和东部周边的两个最重要的盟友德国和日本,都在几乎是无保留地赞赏美国的一切这一背景下恢复了它们的经济。美国被广泛地看作代表着未来,是一个值得钦佩和仿效的社会。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俄国却在文化方面受其大多数中欧仆从国的鄙视,它主要的和日益自信的东部盟国中国对它甚至更加鄙视。对中欧人来说,俄国的控制意味着使中欧人同他们认为是他们哲学和文化故乡的西欧及其基督教宗教传统分离。更糟的是,这还意味着这是受中欧人往往不公正地认为文化上比他们低的一个民族的统治。

对中国人来说,“俄”音同“饿”,俄国意味着“饥饿的土地”。他们更是公开地鄙视俄国。虽然中国人对莫斯科声称苏联模式具有普遍意义最初只是悄悄地提出质疑,但在中国共产党革命之后不到十年,他们就对莫斯科意识形态上的领袖地位提出了有力的挑战,甚至开始公开表示出他们对北方邻邦野蛮人的传统鄙视。

最后,在前苏联内部,占人口50%的非俄罗斯人最后也拒绝了莫斯科的统治。非俄罗斯人政治上的逐渐觉醒意昧着乌克兰人、格鲁吉亚人、亚美尼亚人和阿塞拜疆人,开始把苏联看作是一个外来的帝国统治的一种形式,而统治者却是一个在文化方面并不比他们高的民族。在中亚,民族的抱负可能弱一些。但在这里,这些民族却受到另外的正在逐渐上升的伊斯兰认同感的鼓舞,这种伊斯兰认同感又因人们了解到其他地方正在进行的非殖民化而得到加强。

像苏联以前的很多帝国一样,苏联最后从内部爆炸和瓦解了。其原因并不是直接的军事失败,而主要是由经济和社会问题加速引起的分崩离析。前苏联的命运证实了一位学者的正确看法:

帝国在政治上生来就是不稳定的,因为下属单位几乎总是喜欢享有更大程度的自治。而且这些单位的那些反对派精英几乎总是抓住机会采取行动以取得更大程度的自治。从这个意义上说,帝国不会被攻克,而只会分崩离析。这种分崩离析通常是非常缓慢的,但有时也会非常迅速。

美国是第一个真正的全球性大国

美国对手的垮台使美国处于一种独一无二的地位。它成为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真正的全球性大国。可是;美国在全球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在有些方面使人联想起早期的帝国,尽管那些帝国规模较小,只是地区性的。那些帝国的力量建筑在由仆从国、附庸国、保护地和殖民地加上一般被看作是野蛮人的帝国以外的人组成的等级制度的基础之上。对当前美国圈子之内的某些国家来说,那种过时的术语在某种程度上并非完全不适宜。像过去一样,美国“帝国”力量的发挥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占优势的组织程度,来自为军事目的而迅速动员巨大的经济和技术资源的能力,来自美国生活方式的那种说不清道不明但又很重要的文化上的吸引力,和来自美国的社会和政治精英十足的活力和固有的竞争力。

以往的帝国也有这些特征。首先想到的是罗马帝国。罗马帝国的建立经历了大约两个半世纪,是通过不断地向北接着又向西和向东南扩张领土,以及通过维护涵盖地中海全部海岸线的有效海上控制而建立起来的。在地理范围方面,罗马帝国在公元211年前后达到了顶峰。罗马帝国实行的是中央集权制政体。它的经济是单一的自给自足经济。罗马帝国是蓄意和有目的地通过一个政治和经济组织的复杂体系来发挥力量的。它以战略的眼光设计的陆路和海军航道体系,是以首都为起点的。一旦出现对安全的重大威胁时,用这个体系可以很快地重新部署和集结驻扎在仆从国和附属省的罗马军团。

在罗马帝国的极盛时期,部署在海外的罗马军团人数不下30万人,是一支很大的武装力量。罗马在战术和军备上的优势以及帝国中心拥有指挥军队较快重新部署的能力,使部署在海外的罗马军团更能置人于死地。(人们会惊奇地注意到,比罗马帝国的人口多得多的超级大国美国,1996年也在海外驻扎了29.6万名职业军人来保护它统治的领地的外部的地区。)可是,罗马帝国的力量还来自一个重要的心理现实。CivisRomanusSum——“我是个罗马公民”——是人们对自己的最高定位,使人感到自豪,也是很多人的愿望。高高在上的罗马公民地位后来甚至授予那些非罗马出生的人,并且成为文化上的优越性的表现。这种文化上的优越性使罗马帝国的使命感成为合情合理。它不仅使罗马的统治合法化,并且使它的臣民愿意受到同化和被包括在帝国的框架之中。统治者认为文化优越感是理所当然的,而被统治者也承认是这样。这样,文化优越感便加强了帝国的力量。

这个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和在很大程度上不受挑战的帝国,持续了大约三百年。它除了一度受到邻近迦太基的挑战和在东部边缘地带受到帕提亚帝国的挑战之外,外部世界大都是野蛮的和缺乏严密组织的,在大部分时间里只能偶尔对罗马帝国发起攻击,而在文化方面显然比罗马帝国低下。只要罗马帝国能够保持内部的活力和团结,外部世界就无力与之竞争。

有三个主要原因导致了罗马帝国的最后崩溃。第一,罗马帝国变得过大,一个单一的中心已难以对其进行管治。但是把它分成东西两半,又自动地破坏了它的权力的垄断性。第二,同时,帝国长期的狂妄自大造成了文化上的享乐主义,使政治精英逐渐丧失了雄心壮志。第三,持续的通货膨胀破坏这一体制的那种维持自身又无需作出社会牺牲的能力,而公民们已不再愿意作出那种社会牺牲。文化上的衰败、政治上的分裂和财政上的通货膨胀加在一起,使罗马抵挡不住甚至是境外邻近的野蛮民族的攻击。

用当代的标准来衡量,罗马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全球性的大国,而只是一个地区性的大国。可是,由于当时全球各大国之间盛行的孤立意识,罗马的地区力量是独立的和孤立的,即无邻近的甚至也无远方的对手。因此罗马帝国本身就是一个世界。它的优越的政治组织和文化优越性使它成为后来的地域更大的各帝国体系的先驱。

即使如此,罗马帝国也并非是独一无二的。罗马帝国和中华帝国几乎是同时出现的,虽然两者互不知晓。公元前221年罗马同迦太基之间的布匿战争正在进行的时候,秦统一了当时存在的七国,建立了第一个中华帝国。七国的统一促使在中国北部修筑了万里长城,使王国内地免受外部世界野蛮民族的进犯。此后的汉朝帝国在公元前140年已经开始出现,它的领土范围更大,组织也更完善。到了公元开始的时候,在汉朝统治之下的人口不下五千七百万。这个庞大的人口数字本身就是空前的,同时也证明,通过集权的严厉的官僚体制进行中央统治是非常有效的。汉朝帝国的统治扩大到今天的朝鲜、蒙古的一些部分和中国今天的大部分沿海地区。可是,汉朝帝国也像罗马帝国那样,受到内部弊病的折磨,并且于公元220年分裂为三个独立的王国而加速了它的最后崩溃。中国以后的历史是统一和扩张继之以衰落和分裂的反复循环。中国不止一次成功地建立了帝国体系。这种体系独立自足、孤立、不受任何外部有组织的对手的挑战。汉朝一分为三的局面在公元589年发生了逆转,结果一个很像帝国体系的朝代重新出现。但是,中国最孤行专断的帝国时期是在清时代,具体地说是在清朝的早期。到了18世纪,中国又一次成为一个完全合格的帝国。它有一个帝国中心,周围是其势力范围,包括今天的朝鲜、印度支那、泰国、缅甸和尼泊尔。这样,中国的统治从今天俄罗斯的远东部分起一直越过南西伯利亚到贝加尔湖,深入到当今的哈萨克斯坦,然后向南到印度洋,然后回过头来向东,又覆盖了老挝和越南的北部。

像罗马帝国那样,这个帝国也是个复杂的金融、经济、教育和安全组织。它用所有这些手段对大片领土和在这片领土上生活的三亿多人民进行统治。它特别强调集中的政治权威。这一集中的权威得到非常有效的驿使服务的支持。整个帝国被分成四个从北京伸展出去的地区,同时还划定了驿使可以分别于一周、两周、三周和四周内到达的地区的界线。经过专门职业训练和通过竞争挑选出来的集中的官僚体系成为保证统一的主要手段。

还是像罗马帝国那样,这种统一被一种强烈感觉到和根深蒂固的文化优越感加强、合法化和支撑。儒家学说加强了这种文化优越感。儒学是一种非常适用的哲学,它强调和谐、等级制度和纪律。中国——天朝——被看成是宇宙的中心,在它的周边和周边以外的全是野蛮人,而身为中国人就意味着有教养。因此,世界的其他部分都应对中国表示敬服。甚至在18世纪晚期中国日益衰落的阶段,中国皇帝给英国国王乔治三世的答复中也浸透着那种特殊的优越感。乔治三世的使者曾试图以贡献一些英国工业产品作为友好的礼物来引诱中国与之建立贸易关系。中国宣布的答复是:

承蒙天恩,朕指示英国国王注意朕的训令:天朝统治四海内的一切……并不看重稀有贵重的物品……朕也丝毫不需要贵国的产品……因此,朕已命令你的进贡使者平安地回国。你国王应该完全按照朕的愿望行事,强化你的忠诚和发誓永远服从。

中国历朝帝国的没落和垮台也主要是由于内部的因素。后来的西方“野蛮人”取得胜利,是由于中国内部的疲劳、腐败、享乐主义和丧失经济和军事上的创造性。这削弱了中国人的意志,接着加速了中国人意志的崩溃。外部大国对中国内部的虚弱的利用——英国在1839-1842年的鸦片战争中,一个世纪以后还有日本——又使中国人产生了深刻的文化上的屈辱感。这种屈辱感在整个20世纪都激发着中国人,而且由于中国人根深蒂固的文化优越感与帝国以后使他们地位一落千丈的政治现实之间的冲突,这种文化受辱感变得更加强烈。

与罗马帝国十分相像,中华帝国在今天会被定为一个地区性大国。但是在中国的全盛时期,中国在全球没有可以与之相匹敌的国家,这是指没有其他大国能够向中国的帝国地位挑战,甚至如果中国想进一步扩张的话,也不会有任何其他大国能抵挡中国的扩张。中国的体系是自成体系和自给自足的,它主要建立在得到认同的种族同一性的基础之上,对异族和地理上处于周边的附庸国,中央只比较有限地使用力量。

中国有很大的和居于统治地位的种族核心,这就使中国有可能每过一段时间恢复其帝国。在这方面中国与别的帝国大为不同。其他帝国中人口数量小但受霸权主义驱使的民族,能够在一个时期对人数多得多的异族居民强行统治并维系这种统治。可是,这类核心小的帝国的统治一旦被推翻,再要恢复帝国就不可能了。为了寻找与当今定义的全球性大国更加近似的情况,我们必须把注意力转向蒙古帝国的引人注目的现象。蒙古帝国是通过它与一些组织完善的主要对手的激烈斗争而出现的。在被打败的对手中有波兰和匈牙利王国、神圣罗马帝国的军队、俄国和俄罗斯的几个公国、巴格达的哈里发辖地等,后来甚至还打败了宋朝,建立了元朝。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在打败了他们的地区性对手之后对领土确立了中央集权制的控制。这块领土被后来的地缘政治学者称为全球的中心地带,或者称为世界力量的中枢。他们的欧亚大陆帝国从中国海海岸开始,一直延伸到小亚细亚的安纳托利亚和中欧。就中央集权控制邻近领土的范围而言,只有斯大林的中苏集团的全盛时期才能够在欧亚大陆上最后与蒙古帝国相比。

罗马、清帝国和蒙古帝国是后来渴望成为全球性大国的那些国家的地区性先驱。拿罗马和清帝国的情况来说,就像已经提到过的那样,它们的帝国结构在政治和经济方面都是高度发达的,同时被普遍承认的帝国中心的文化优越感起了重要的凝聚作用。与之形成对照的是,蒙古帝国更直接地依靠军事征服,接着又以使自己适应当地条件(甚至接受同化),来维持政治统治。

蒙古帝国主要建立在军事统治的基础之上。蒙古人的统治是通过巧妙和残酷地使用占优势的军事战术而实现的,这种战术把部队快速运动的非凡能力与部队的及时集结结合起来。蒙古人的统治却没有随之而建立有组织的经济或金融体系,蒙古人的权威也不是来自任何自信的文化优越感。蒙古统治者的人数太少,不能形成一个自我繁衍的统治阶级。无论如何,缺乏一种明确的和自觉的文化的甚或种族的优越感,就使帝国的精英失去了必需的主观的信心。

事实上,蒙古统治者证明他们很容易受到被他们征服的在文化方面往往更先进的民族的逐步同化。因而成吉思汗的一个孙子变成了儒教的热情宣扬者,成吉思汗的另一个孙子在当波斯的苏丹时变成一个虔诚的穆斯林。成吉思汗还有一个孙子则变成了一个带波斯文化特色的中亚的统治者。

正是由于那个因素——即由于缺乏有统治力的政治文化统治者被统治者同化——和没有解决建立了帝国的成吉思汗的继承问题,蒙古帝国最后灭亡了。蒙古帝国的国土变得太大,一个单一的中心统治不了。但是曾经试图采取的解决办法——将帝国分成几个自给自足的部分——却反而在当地促进了更快的同化和加速了帝国的瓦解。这个世界上最大的以陆地为基础的帝国,从1206年至1405年维持了两个世纪之后消失了,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从那之后,欧洲成了全球力量的所在地和争夺全球权力的主要斗争的焦点。诚然,在大约三个世纪的过程中,当欧洲实力到达世界各大洲并在那里显示自己时,欧亚大陆小小的西北周边地区国家破天荒第一次通过使用海上力量取得了对全球的真正主宰地位。值得注意的是,西欧帝国霸主的人口并不很多,特别是同被有效地征服了的人口相比更是如此。然而,到20世纪开始时,除了西半球(这里在此前的两个世纪也曾受到西欧的统治,而且主要居住着西欧移民及其后代)之外,只有中国、俄国、奥斯曼帝国和埃塞俄比亚不在西欧的控制之下。

不过,西欧的控制并不等于西欧取得了全球性权力。根本的现实情况是,欧洲的文明在全球居于至高无上的地位,而欧洲大陆的力量却是互相分割的。欧洲在海外实施的帝国主义与蒙古人或者后来的俄罗斯帝国征服对欧亚大陆中心地带的陆地不同,它是通过不断地跨越大洋的探险考察和海上贸易的扩大而实现的。不过,这个过程中也有主要欧洲国家之间的不断斗争,不仅是为了得到海外领地,而且也是为了获取在欧洲本身的霸权。从地缘政治上讲,随后产生的事实是,欧洲在全球的霸权并不发端于任何一个欧洲大国在欧洲获得的霸权。

广义地说,在17世纪中叶以前,西班牙是最主要的欧洲大国。到15世纪末期,西班牙已经成为一个主要的海上帝国,抱有全球野心。宗教起了统一思想的学说的作用,而且成了帝国传教士热情的一个源泉。诚然,把世界正式划分成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范围在托德西利亚条约(1494)和萨拉戈萨条约(1529)中规定下来,是经教皇在西班牙和其海上对手葡萄牙之间进行仲裁才实现的。尽管如此,面对英国、法国和荷兰的挑战,西班牙从来未能在西欧本身或者在大洋彼岸取得真正的至高无上的地位。

西班牙的突出地位逐渐让给了法国。在1815年以前,法国是在欧洲居于主导地位的国家,虽然它不断地受到其欧洲对手在欧洲大陆和海外的遏制。在拿破仑统治下,法国几乎确立了在欧洲的真正霸权。假如法国成功了,它可能也会取得全球的主导大国的地位。可是,法国被一个欧洲的联盟打败了,于是又重新建立了欧洲大陆的力量均势。

在以后的一个世纪里,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英国对全球进行着海上统治,因为伦敦成了世界主要的金融和贸易中心,而英国海军“控制着海洋”。英国在海外明显地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但是,英帝国像早期世界霸权的欧洲追求者一样,也不能单独控制欧洲。相反,它依靠一种错综复杂的力量均势外交,最后还依靠一项英法协议去阻止俄国或德国对欧洲大陆的控制。

英国的海外帝国地位最初是通过探险考察、贸易和征服三者相结合的手段而取得的。但是,英帝国很像它的罗马和中国先驱者或者它的法国和西班牙对手,也从认为英国文化优越这一看法中获得了很大的持久的力量。那种优越感不仅是帝国统治阶级的主观的骄傲自大,而且也是许多非英国国民共有的一种看法。南非第一位黑人总统纳尔逊·曼德拉说:“我是一所英国学校培养出来的。那时英国是生产世界上每一件最好的东西的地方。我还没有摆脱英国和英国历史及文化给我们的影响。”当文化优越感成功地得到维护和悄悄地被认可之后,它具有减少依赖巨大的军事力量来保持帝国中心的力量的必要性的效果。在1914年,仅仅是几千名英国军事人员和文职官员,就统治着大约一千一百万平方英里的领土和非英国籍的差不多四亿人口。

总之,罗马主要是通过优越的军事组织和文化吸引力进行统治的。清帝国主要依靠效率高的官僚机构来统治一个建立在共同的种族同一性基础上的帝国,并且通过一种高度发展的文化优越感加强其统治。蒙古帝国把进行征服的先进军事战术与实行同化的偏好结合起来作为统治的基础。英国人(以及西班牙人、荷兰人和法国人)取得卓越地位,是因为他们以贸易开路,随后国旗跟上。他们的统治同样也因占优势的军事组织和文化上的过分自信而得到了加强。但是,这些帝国中没有一个是真正全球性的。甚至英国也不是一个真正的全球性大国。英国并未控制欧洲,而只是使欧洲的力量达到均势。一个稳定的欧洲对英国在国际上的卓越地位是非常关键的,而欧洲的自我毁灭必然标志着英国首要地位的结束。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今天美国全球力量的范围和无所不在的状况是独一无二的。美国不仅控制着世界上所有的洋和海,而且还发展了可以海陆空协同作战控制海岸的十分自信的军事能力。这种能力使美国能够以在政治上有意义的方式把它的力量投送到内陆。美国的军事部队牢固地驻扎在欧亚大陆,还控制着波斯湾。美国的仆从国和附庸国分布在整个欧亚大陆,其中一些还渴望与华盛顿建立更加正式的联系。

美国经济的活力为美国在全球起首要作用提供了必要的先决条件。最初,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之后,美国经济在所有其他国家的经济中鹤立鸡群。它一家的经济就超过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50%。西欧和日本经济的恢复以及随后范围更广的亚洲经济的有力增长,意味着美国在世界国民生产总值中的份额最后不得不从战后初期高得不成比例的水平上往下掉。不过,后来到冷战结束时,美国在全球国民生产总值中的份额,特别是在世界制造业生产中的份额,已经固定在大约30%的水平上。把第二次大战刚刚结束后的那些例外的年份除外,这个比例是本世纪大部分时间里的平均数。

更重要的是,美国保持甚至扩大了它在利用最新科学突破为军事目的服务方面的领先地位,从而建立了一支在技术上无人能够与之相比的军事部队,唯一的一支能够有效地在全球都发挥影响的部队。在经济上具有决定性作用的信息技术上,美国也一直保持着强大的竞争优势。美国对未来经济中的尖端部门的掌握,意味着美国在技术上的统治地位不可能很快丧失,这特别是由于在经济上具有决定作用的领域,美国在生产率方面保持甚至还在扩大着它对西欧和日本对手的优势。

毫无疑问,俄国和中国是痛恨美国这种霸权的大国。在1996年初俄罗斯总统鲍里斯·叶利钦访问北京的过程中,它们共同作过这样的表示。此外,它们拥有能够威胁美国根本利益的核武库。但是严峻的事实是,目前和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虽然它们能够发动一场自杀性的战争,但是它们两者哪一个都无力打赢核战争。它们缺乏远距离投送武装部队以强加它们政治意志的能力,而且它们在技术上远远落后于美国,因此它们不拥有,也不可能很快获得在全世界发挥持久的政治影响的手段。

总之,美国在全球力量四个具有决定性作用的方面居于首屈一指的地位。在军事方面,它有无可匹敌的在全球发挥作用的能力;在经济方面,它仍然是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火车头,即使它在有些方面已受到日本和德国的挑战(日本和德国都不具有全球性力量的其他属性);在技术方面,美国在开创性的尖端领域保持着全面领先地位;在文化方面,美国文化虽然有些粗俗,却有无比的吸引力,特别是在世界的青年中。所有这些使美国具有一种任何其他国家都望尘莫及的政治影响。这四个方面加在一起,使美国成为一个唯一的全面的全球性超级大国。

美国的全球体系

虽然美国在国际上的突出地位,不可避免地使人想起美国同一些早先的帝国体系的相似之处,但是不同之处却更加重要。不同之处超出了领土范围的问题。美国的全球力量是通过一个明显地由美国设计的全球体系来发挥的,它反映了美国的国内经验。美国国内经验最主要的一点就是美国社会及其政治制度的多元性特点。

早先的帝国是由贵族的政治精英建立的,大多由实质上是集权主义或者专制主义的政权统治。帝国的多数人或者对政治漠不关心,或者在较近的年代里受到帝国主义的感情和象征的感染。寻求国家的光荣、“白人的负担”、“实现文明的使”,更不用说寻求个人获利的机会了——所有这些都是用来动员对帝国冒险的支持和保持本质上是等级森严的帝国力量金宇塔。

美国公众对美国在国外使用美国力量的态度则一直十分矛盾。美国公众支持美国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主要是由于日本进攻珍珠港造成的震惊作用。在封锁柏林和随后的朝鲜战争爆发之前,赞同美国卷人冷战最初也是比较勉强的。在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唯一的全球性大国,并未在公众中引起太多洋洋得意之感,倒是促使公众倾向于对美国在海外的责任作出更加有限的界定。1995年和1996年进行的民意测验表明,一般公众更喜欢与别人“分享”全球力量,而不是由美国一家垄断。

由于这些国内因素,美国的全球体系强调有选择地扩大成员的技术(像对被打败的对手德国和日本,最近甚至像对俄国做的那样),这种强调的程度大大超过早先的帝国体系对此的强调。虽然大大得益于它的民主原则和机制的吸引力,美国的全球体系也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对依附它的外国精英们行使间接的影响。由于美国主宰全球通讯、大众娱乐和大众文化的巨大但又无形的影响,也由于美国技术优势和全球的军事作用的潜在的有形影响,以上这一切都得到了加强。

文化统治是美国全球性力量的一个没有受到足够重视的方面。不管你对美国大众文化的美学价值有什么看法,美国大众文化具有一种磁铁般的吸引力,尤其是对全世界的青年。它的吸引力可能来自它宣扬的生活方式的享乐主义的特性,但是它在全球的吸引力却是不可否认的。美国的电视节目和电影大约占世界市场的3/4。美国的通俗音乐居于同样的统治地位。同时,美国的时尚、饮食习惯甚至穿着,也越来越在全世界被模仿。因特网用的语言是英语,全球电脑的绝大部分鼓击动作出自美国,影响着全球会话的内容。最后,美国已经成为那些寻求高等级教育的人的圣地,有近五十万的外国学生涌向美国,其中很多最有能力的学生永不再回故国。在世界各大洲几乎每一个国家的内阁中都能找到美国大学的毕业生。

很多外国民主派政治家也越来越仿效美国的风格。不仅约翰·肯尼迪在国外有热切的仿效者,而且年代较近(又较少受到颂扬)的美国政治领导人,也成了仔细研究和政治上模仿的对象。文化背景根本不同的日本和英国政治家(例如90年代中期的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和英国工党领袖托尼·布莱尔——请注意这个“托尼”就是“吉米”·卡特、“比尔”·克林顿或者“鲍勃”·多尔的仿称)都认为模仿比尔·克林顿亲切的言谈举止习惯、平民主义者的平易作风和公共关系的技巧,是完全合适的。

民主理想同美国的政治传统结合起来,进一步加强了一些人眼中的美国的“文化帝国主义”。在民主形式的政府非常普及的时代,美国的政治经验似乎正在成为学习的榜样。全世界都日益普遍地强调成文宪法的重要性和法律高于政治权宜考虑。不管这种强调在实践中有多大的欺骗性,它靠的正是美国立宪政体的力量。最近,前共产主义国家采取了把文职官员置于大大高于军人的地位的做法(特别是以此作为加入北约的先决条件),也是深受美国的平民与军人关系体制的影响。

伴随着美国民主政治制度的吸引力和影响的还有美国以企业为中心的经济模式的吸引力的增长。美国的经济模式强调全球自由贸易和不受约束的竞争。当西方福利国家和德国强调的企业家和工会“共同决策”开始失去其经济势头时,更多的西欧人表示了这样的意见:如果欧洲不想进一步落后的话,就必须仿效美国更有竞争力的甚至是残酷无情的经济文化。甚至在日本,经济行为中更大程度的个人主义,正被承认是经济成功的一个必要的伴随物。

美国强调政治民主和经济发展,这两者结合在一起传达了一个简单的对很多人有吸引力的思想信息:寻求个人成功会产生财富,同时还会促进自由。因此而产生的理想主义与利己主义的结合,是个有力的结合。个人的自我实现据说是上帝赐给的权利,它会作出榜样和产生财富,因而同时也能够有利于别人。这个学说对精力旺盛的人、雄心勃勃的人和竞争力很强的人,都具有吸引力。

当对美国方式的模仿逐渐遍及全世界时,它为美国发挥行使间接的和似乎是经双方同意的霸权创造了一个更加适宜的环境。像美国的国内制度一样,这种霸权要有一个相互交织的机构和程序的复杂结构。创造这种结构的目的,是为了形成一致意见并使力量和影响的不对称模糊不清。因此美国在全球至高无上的地位,是由一个的确覆盖全球的同盟和联盟所组成的精细体系支撑的。

大西洋联盟在机构上体现为北约。它把欧洲拥有最大生产力和影响的国家与美国连接起来,使美国甚至在欧洲内部事务中也成为一个最主要的参与者。美国与日本的双边政治和军事关系,把亚洲最强大的经济同美国捆在一起,使日本仍然实质上是(至少目前是这样)美国的一个保护国。美国还参加了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之类新成立的跨太平洋多边组织,使美国成为亚太地区事务的一个主要参与者。西半球总的来说是不受外部影响的,这就使美国能够在现存的西半球多边组织中起主要作用。在波斯湾的特别安全安排,特别是在1991年对伊拉克采取短暂的惩罚性行动之后,已使那个经济上至关重要的地区变成美国的一个军事保护地。甚至前苏联地区也已充斥着美国主持的各种诸如和平伙伴关系之类的同北约更密切合作的安排。

另外,人们还必须把全球性的专门组织网,特别是“国际”金融机构,看作是美国体系的一部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可以说代表“全球”利益,而且它们的构成成分可以解释为世界性。但实际上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受美国的左右,而且它们本来就是在美国的倡议下产生的,特别是美国倡议的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

美国这个巨大复杂的全球体系与早先的那些帝国不同,它不是一个等级制度森严的金宇塔。相反,美国处在一个相互交织的宇宙的中心。在这个相互交织的宇宙中,力量是通过不断的讨价还价、对话、沟通和寻求正式的一致意见来行使的,尽管这种力量最终都来自同一个来源华盛顿,而那里才是必须玩力量游戏的地方,而且是按照美国的国内规则来玩的。也许世界对美国全球霸权中民主程序所处的中心地位的最高赞美,就体现在外国自己被拉进美国国内政治讨价还价的程度上。外国政府尽其所能地去动员那些同它们有某种特别的种族或宗教同一性的美国人。除了有大约一千个外国特殊利益集团在美国首都注册并开展活动之外,大多数外国政府还雇用美国的院外活动分子为它们的利益服务,特别是在国会里。美国各种族团体还竭力影响美国的对外政策,其中犹太人、希腊和亚美尼亚的院外活动集团表现最为突出,组织得也最有效。

美国至高无上的地位就这样地制造出一个新的国际秩序。这个新的国际秩序不仅在国外重复了美国体系本身的许多特点,而且使这些特点固定了下来。基本的特点包括:

△一个集体安全体系,包括一体化的指挥机构和部队(北约、美日安全条约等);△地区性经济合作(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专门的全球合作机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强调一致作出决定的程序,即使这些程序是由美国主导的;△优先考虑让民主国家加入的主要联盟组织;△一个初始的全球性立宪和司法结构(从世界法院到审判波黑战争罪犯的特别法庭)。

美国体系的大多数内容是在冷战期间出现的,并成为美国遏制其全球性对手前苏联的努力的一部分。一旦那个对手倒下而美国成了第一个也是唯一的全球性大国,美国体系就可以成为现成的东西在全球应用,其实质已由政治学家G·约翰·伊肯伯里作了很好的概括:

从这个体系是以美国为中心这个意义上讲,这个体系是霸权主义的,并且它反映了美国式的政治机构和组织原则。它是一个开明的秩序,因为它是合法的并且带有对等的相互作用的特征。欧洲人(还可以加上日本人)能够以适应美国霸权但又保留试验他们自身的自治和半独立政治制度的余地的方式,来重建他们的社会和经济并使之一体化……这一复杂体系的演变“驯化”了主要西方国家间的关系。这些国家之间不时地发生尖锐的冲突。但重要的一点是,冲突一直在一个深深扎根、稳定和越来越明晰的政治秩序中得到了抑制……战争的威胁从桌面上消失了。[2]

当前,美国前所未有的全球霸权没有对手。但是,在未来的年月里它会继续不受挑战吗?注:[1]唐纳德·普查拉:《未来国际关系史》,载《伦理学和国际事务》第8期(1994年)183页。[2]摘自他的论文《建立开明的秩序:战后西方和解的起源与持续》,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1995年11月。

第二章 欧亚大棋局

对美国来说,欧亚大陆是最重要的地缘政治目标。欧亚大国和欧亚民族主导世界事务达五百年之久,其间它们为了争夺地区主导权而相互争斗并力争成为全球性大国。现在,美国这个非欧亚大国在这里取得了举足轻重的地位。美国能否持久、有效地保持这种地位,直接影响美国对全球事务的支配。

这种情况当然不是永恒的,但这能维持多久和将导致何种局面不仅对美国本身的福祉,而且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对世界和平都至关重要。第一个和唯一的全球性大国的突然出现造成这样一种情况:如果它以同样快的速度丧失至高无上的地位,不管是因为美国自动退出世界事务,还是因为一个成功的对手的突然掘起,都会严重破坏世界稳定。实际上这会迅速导致全球性的混乱。哈佛大学的政治学家塞绍尔·亨廷顿所作的大胆断言是正确的:

比起一个美国在决定全球事务方面继续拥有比其他任何国家更大的影响的世界来,一个美国不占首要地位的世界将是一个更加充满暴力、更为混乱、更少民主和经济增长更困难的世界。维持美国在国际上的首要地位是保障美国人的繁荣和安全的关键,也是保障自由、民主、开放经济和国际秩序在这个世界上继续存在下去的关键。[1]

因此,美国如何“管理”欧亚大陆是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欧亚大陆是全球面积最大的大陆和地缘政治中轴。主宰欧亚大陆的国家将能控制世界最先进和经济最发达的三个地区中的两个。看一下地图就会知道,控制了欧亚大陆就几乎自然而然地控制了非洲,并使西半球和大洋洲在地缘政治上成为这个世界中心大陆的周边地带。欧亚大陆拥有世界人口的约75%。它的企业和地下矿藏在全世界物质财富中占有大部份额。欧亚大陆的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总额的约60%。世界已知能源资源的四分之三左右也在欧亚大陆。

欧亚大陆集中了世界上大多数在政治上非常自信和富有活力的国家。排在美国后面的六个世界经济大国都在欧亚大陆。公开的核大国只有一个不是欧亚国家,不公开的核国家也只有一个不是欧亚国家。世界上两个人口最多、并有意谋求地区霸权和/或全球影响的国家也都是欧亚国家。所有可能在政治和/或经济上对美国的首要地位提出挑战的国家也都是欧亚国家。欧亚国家的力量加在一起远远超过美国。对美国来说,幸运的是欧亚大陆太大,无法在政治上成为一个整体。’

因此,欧亚是个棋盘,对世界领导权的争夺在此从未停止过。虽然地缘战略——对地缘政治利益的战略管理——可被比作棋局,但在这个略呈椭圆形的棋盘上一争高下的不是两个,而是数个实力不等的棋手。最重要的棋手在这个棋盘的西部、东部、中部和南部。棋盘的最西端和最东端都有人口稠密的地区,其相当拥挤的空间分属几个强国。美国的力量直接部署在欧亚大陆狭窄的西部边缘。在远东大陆有一个越来越强大、独立,并拥有众多人口的大国。这个大国的精力充沛的对手局限在几个临近的岛屿上。这些岛屿和一个远东小半岛的一半给美国的力量提供了立脚点。

在东、西两端之间有一个辽阔的中间地带。这里人口密度低,目前在政治上不稳定,组织上四分五裂。过去在这一地带的是一个曾对美国的主导地位提出挑战的强大对手,把美国逐出欧亚大陆是它一度追求的目标。在广阔的欧亚中部高原以南有一个政治上混乱但能源丰富的地区,它对于欧亚大陆西部和东部的国家,以及最南部地区那个人口众多、有意谋求地区霸权的国家来说,都有潜在的重大意义。

这个巨大的、形状不规则的欧亚棋盘从里斯本一直延伸到符拉迪沃斯托克,为“棋赛”提供了舞台。美国可能成为赢家,条件是:棋盘的中间地带能逐步并入扩大中的由美国主导的西方势力范围;南部地区不被某一个国家单独主宰;东部国家不联合起来将美国逐出近海的基地。但是,如果中间地带拒绝向西方靠拢,而成为非常自信的单一的实体,并控制了南部,或同东部的主要棋手结盟,那么美国在欧亚大陆的首要地位就将严重受损。如果东部两个主要棋手实现某种联合,美国地位也同样会受损。最后,如果美国的西部伙伴把美国从其西部周边地带立足点逐出,美国自然而然将被迫终止其在欧亚大陆棋局的角逐,尽管这可能也意昧着欧亚大陆西端最终会被重新倔起的、占据中间地带的那个棋手所控制。

美国的世界霸权被公认为有很大的广度,但是受国内外条件制约,其深度有限。美国的霸权意味着发挥决定性的影响。然而,与过去的帝国不同的是,它不意味着进行直接的控制。由于欧亚大陆范围大、情况复杂,又有一些实力强大的国家,美国影响的深度及其控制欧亚形势发展的程度受到限制。欧亚超大陆面积太广、人口太多、文化差异太大,历史上有野心和政治上有活力的国家也太多,即使美国这样一个经济上最成功、政治上最有影响的全球性大国也难以驾驭它。这种情况使美国需要有更高超的地缘战略手段,并需要在欧亚大棋局中更审慎地、更有选择性地和更深思熟虑地部署美国的力量。

另一个事实是,美国的国内制度十分民主,因此不可能在国外实行独裁。这也限制了美国力量的使用,特别是进行军事恫吓的能力。历史上从未有过一个奉行平民主义的民主国家取得在全球至高无上的地位。除非公众感到国内福利突然受到威胁或挑战,他们是不会支持努力扩大实力的目标的。这种努力所要求的经济上的自律(国防开支)和人的牺牲(甚至是职业军人的伤亡),同民主的本性格格不入。民主制度是不利于进行帝国动员的。

另外,大多数美国人一般不把美国新近取得全球唯一超级大国地位看作一件特别可喜的事。同美国赢得冷战有关的政治“成功论”受到普遍的冷遇,还被一些有自由派倾向的评论家当作讥讽的目标。如果有的话,那么有两种看法还算得上有较大政治影响,它们颇不相同,但都有关赢得同前苏联斗争的历史性胜利对美国有什么意义这个问题。一种看法是:冷战的结束使美国有理由大幅度减少国际参与,不管这会给美国的国际地位带来什么后果。另一种看法是:现在是实行真正的国际多边主义的时候了,美国甚至应为此交出部分主权。这两派意见都有自己的忠实信徒。

美国领导目前面临的困境中包含着全球形势特点本身的变化:同过去相比,直接使用实力往往受到更大限制。核武器大幅度降低了战争作为政策工具或威胁手段的效用。国家间经济相互依存程度的增长使为政治目的使用经济讹诈不再那么有效。因此,要在欧亚棋局中成功地使用地缘战略力量,现在主要的做法是随机应变、施展外交手段、建立盟友关系、有选择地吸收新成员加入联盟,并十分巧妙地部署自己的政治资本。

在最后一个全球性超级大国之后

从长远看,全球政治注定会变得与一国独掌霸权力量的状况越来越不相协调。因此,美国不仅是第一个和唯一的真正的全球性超级大国,而且很可能也是最后一个。

这不仅是因为民族国家正日益相互渗透,而且因为知识作为力量正被越来越广泛地传播和分享,越来越不受国界的限制。经济力量也可能会变得更加分散。在未来的年月里,不大可能再有哪一个大国像美国在本世纪大部分时间里那样达到其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的大约30%的水平,更不用说像美国在1945年那样占世界总产值的50%。根据有些估计,到本世纪末,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仍将占全球的20%,到2020年可能降至10-15%;同时,欧洲、中国和日本等大国的份额将上升到与美国差不多的水平。全球经济不再可能由某个单一实体所主宰,就像本世纪美国曾做到的那样。这显然将产生深远的军事和政治影响。

另外,正是美国社会多民族的和例外的特性,使美国易于推广其霸权,而又能使这种霸权看起来不像是严格意义上的一个国家的霸权。比如,如果中国寻求全球性的首要地位,那么,它的这种努力不可避免地会被别国看作是试图强制推行一种一个国家的霸权。简单地说,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变成一个美国人,但只有中国人才可以是中国人——这就给寻求任何基本上是一国的全球霸权设置了额外的和重要的障碍。

相应地,一旦美国的领导作用开始减弱,美国目前的全球性首要地位似乎也不可能被任何一个国家单独重新获得。这样,未来的关键问题是:“美国的全球性首要地位将给世界留下什么样的持久遗产?”

答案部分地取决于这种首要地位会保持多久,以及美国将以多大的力量来塑造一个将来能更正式地固定下来的主要大国的伙伴关系框架。实际上,由于国内国外两方面的原因,美国建设性地利用其全球性力量的历史机遇可能被证明是相对短暂的。真正的平民主义的民主从来还没有在国际上取得过主导地位。对实力的追求,特别是运用这种实力所要求的经济代价和人的牺牲,总的来说与民主的本性是不相符的。民主化有利于防止国家被动员起来追求帝国野心。

的确,有关未来的最大的不确定因素,很可能在于美国是否会成为第一个没有能力或者没有意愿运用其实力的超级大国。它是否有可能变为一个软弱无能的全球性大国?民意调查表明,只有一小部分美国人(13%)赞成“美国作为剩下的唯一超级大国在解决国际问题方面继续担任一个举足轻重的世界领袖”。压倒多数的美国人(74%)都赞同“美国在与其他国家一道解决国际问题的努力中做自己公平的一份”。[3]

而且,随着美国日益变成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除非面临真正大规模和被广泛认为是直接的外来威胁,在美国国内就对外政策问题达成共识将远为更加困难。这样的共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甚至在冷战期间是普遍存在的。然而,这种共识不仅植根于公众普遍深信并认为正受到威胁的民主价值观中,而且源于同作为敌对性极权主义受害者的绝大多数欧洲人在文化和种族上的亲近感。

由于缺乏一个类似的外来挑战,如果美国的对外政策不直接关系到人们的根本信仰或广泛存在的文化-种族方面的同情心,如果这种政策还需要长期的有时是代价高昂的帝国性介入,那么,美国社会就更难就对外政策达成一致。关于美国在冷战中历史性胜利的影响,也许有两种极端不同的观点在政治上具有更大的吸引力:一种观点认为,由于冷战的结束,美国有理由大幅度减少在全球的介入,而不考虑这对美全球地位造成的影响。另一种观点认为实行真正的国际多边主义的时候已经到来,美国甚至应该为此放弃它的某些主权。这两种极端看法都拥有各自拥护者的忠实支持。

更广泛地讲,美国文化上的变化也可能与其在国外持续行使真正的帝国性力量不相协调。这种力量的运作要求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动因、理念上的承诺和爱一国主义的满足。然而,这个国家的主导文化已经变得日益定位在大众娱乐上,极大地受控于个人享乐和逃避社会责任的主题。日积月累的结果是,美国更难以为长期保持有时代价很高的海外领导地位而激发必要的政治共识。大众信息传播在这个方面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它使任何有选择地使用武力的行为,哪怕只带来低水平的伤亡,都会引起强烈反感。

另外,美国和西欧都一直感到难以应付社会享乐主义的文化影响,和以宗教为基础的价值观的社会中心地位急剧下降所造成的文化影响。(本书第一章中概述的帝国体系的衰落在这方面与此有惊人的相似之处)。由此产生的文化危机又与毒品的蔓延,特别是在美国还与种族问题交织在一起。最后,经济增长已不再能满足不断膨胀的物质欲望,这种欲望又受到一种鼓励消费的文化的刺激。如果说一种历史忧虑感,甚至一种悲观主义在西方社会较有影响的阶层中正变得更加明显的话,这并非言过其实。

大约半个世纪以前,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汉斯·科恩在总结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悲剧性经验以及极权主义挑战的破坏性后果之后,担心西方可能已经变得“精疲力竭”了。实际上他的担心是:“二十世纪的人已经变得不如十九世纪的先辈那样自信。他从自身的经验中看到了历史中的黑暗势力。一些似乎属于过去的事情再度出现了:狂热的信仰、一贯正确的领袖、奴役和屠杀、人口的灭绝、残忍和野蛮”。[4]

对冷战结束后果的普遍失望使人们更加缺乏信心。不仅没有出现一个建立在共识与和谐基础上的“世界新秩序”,那些“似乎属于过去的东西”反而突然变成了未来。虽然种族与民族冲突可能不再有导致大战的危险,但确实威胁着全球许多地区的和平。所以战争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还不会成为过去的事情。由于富国因受较高的技术能力和自身利益的约束而会避免自我毁灭,战争可能已成为只有这个世界上的穷人才能享受的奢侈品。在可预见的未来,占全人类三分之二的穷人,大概还不会按富人对他们的约束来行动。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国际冲突和恐怖主义行动至今还引人注目地没有使用过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种自律能维持多久本来就是无法预见的。然而由于不仅各个国家,而且各种有组织的集团越来越容易获得能造成大规模伤亡的手段,包括核武器或细菌武器,它们使用这些手段的可能性也必然增加。

简而言之,美国作为世界上首要的大国确实面对着一个并不很宽的历史性机会之窗。目前相对的全球和平可能是短暂的。这种前景使美国迫切地需要参与世界事务。这种参与必须有意识地把重点放在加强国际地缘政治的稳定上,并足以使西方世界恢复历史的乐观主义情绪。这种乐观主义要求表现出有能力同时对付内部的社会挑战和外部的地缘政治挑战。

然而,西方乐观主义的重新激发和西方价值观的传播,不仅仅有赖于美国和欧洲。日本和印度证明,人权观念和民主化试验的重要性也适用于亚洲的条件——不论是在高度发达的国家还是在尚处于发展中阶段的国家。因此民主在日本和印度的继续成功,在保持人们对未来全球政治面貌更加充满信心方面也是非常重要的。它们的经验以及韩国的经验确实表明,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加上外部世界通过把中国进一步纳入国际体系而施加的变革压力,也许能导致中国体制的逐渐民主化。

对付这些挑战既是美国的负担,也是它独特的责任。考虑到美国民主的现实,一个有效的办法将要求公众理解美国的实力在造就一个不断扩大和稳定的地缘政治合作框架方面具有持久的重要意义。这一框架在避免全球无政府状态的同时将成功地遏阻一个新的大国挑战的出现。这两个目标——避免全球无政府状态和阻止一个大国对手的出现——与美国全球参与的更长远目标是不可分的。这个目标就是创造一个持久的全球地缘政治合作的框架。

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在为美国确定一个冷战结束以后新的主要全球目标方面所作出的努力一直是片面的,没有把改善人类生存条件的需要与保持美国力量在世界事务中的重要地位的必要性联系起来。可以举出近期所做的一些尝试为例。克林顿政府上台后的头两年,在倡导“专断的多边主义”的同时,没有充分地考虑到当代力量的基本现实。后来,取而代之的重点是主张美国应该集中注意在全球“扩展民主”。但在这同时又没有充分地认识到,对美国来说仍然重要的是保持全球稳定,甚至是推进某种权宜性大国关系,比如与中国的关系,虽然令人遗憾的是这些大国并非都是民主的。‘作为美国最优先考虑的政策,一些焦点更集中的主张就更不能令人满意了,例如强调要消除全球收入分配中普遍存在的不公,要与俄罗斯建立一种特殊的“成熟的战略伙伴关系”,或要抑制武器的扩散等主张。其他一些主张——美国应集中重视保护环境,或者更狭窄地把注意力放在制止地区战争方面——也都往往忽视了全球力量的基本现实。结果上述主张都没有充分考虑实现起码的全球地缘政治稳定的需要,而这种稳定正是既延长美国的霸权地位又有效地避免世界无政府状态的不可或缺的基础。

简言之,美国的政策目标无疑必须是双重的。一是把美国自己的主导地位至少保持一代人之久或者更长远一些。二是建立一个地缘政治框架。这一框架既能化解社会政治变革必然带来的冲击和损伤,又能演变成共同承担和平地管理全球的责任的地缘政治核心。在美国的鼓励和仲裁下,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逐渐扩大与欧亚主要伙伴的合作,也能有助于为最终革新现存的越来越过时的联合国体制创造先决条件。这样,责任和权利的重新分配就能充分考虑到全球力量变化的现实。同1945年的情况相比,全球力量已有了巨大的变化。

这些努力还将有另一个历史性优势,那就是得益于在更为传统的民族国家体系之外正飞速发展的全球联系新网络。这个由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许多具有跨国的性质)和科学界组成的网络,由于因特网而如虎添冀,已经建立起一个非正式的全球体系。这一体系天生就是与更机制化和更具包容性的全球合作相一致的,在今后的几十年中,一个基于地缘政治现实并能够发挥作用的全球合作结构可以这样产生,并可以逐步接过目前暂时负责维护世界稳定与和平的“执政者”的衣钵。在这一事业中的地缘战略成功,不啻是作为第一个、唯一的一个和最后的一个真正全球超级大国的美国所发挥作用的恰当遗产。

--------注:[1]1997年2月,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在布鲁塞尔举办的美欧问题研讨会上,曾为此目的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建议。这些建议涉及了为减少政府赤字而共同努力进行结构性改革,和为加强跨大西洋的防务合作和促使欧洲在北约发挥更大作用而建设一个更强的欧洲防务工业基地等一系列问题。在戴维·c·戈彼特和F·斯蒂芬·拉里比编辑的《美国与欧洲:新时期的伙伴》(1997年兰德公司在加利福尼亚SantaMonica出版)一书中,有一个有用的清单列出了旨在促使欧洲发挥更大作用的类似的其他建议。[2]在此引用我在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的同事安东尼·H·科德斯曼的明智意见(在其关于“对美国的美国威胁”一文第16页提出,该文章是他1997年2月在陆军战争学院演讲的演讲稿)是适当的。他告诫人们警锡美国把一些问题,甚至把一些国家妖魔化的倾向。他指出:“在对待伊朗、伊拉克和利比亚方面,美国把确实构成威胁但威胁性又有限的敌对政权‘妖魔化’,却没有为自己的战略制定出任何可行的中期和长期的收拾残局的方案。美国的决策者不能企望完全孤立这些国家,把它们视为完全相同的‘无赖’或‘恐怖主义’国家也是毫无道理的。……美国生活在一个道德界限并不那么明确的世界,不能靠把它变成一个黑自分明的世界来取胜。”[3]《一个正在出现的共识——对美国公众关于美国在世界上的作用的态度的研究》(科利奇帕克:马里兰大学国际和安全问题研究中心,1996年7月)。值得注意且与前面所述并无不同的是,该中心1997年初所做的研究(主要调查人是史蒂芬·卡尔)也显示一个相当大的多数支持北约东扩(62%支持,其中27%强烈支持;只有29%反对,其中14%强烈反对)。[4]汉斯·科思《二十世纪》(纽约:1949年)第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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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10-2 03:36:1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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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权像人类一样古老。但是美国当前在全球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在它形成的飞快速度、涵盖的全球性范围以及使用的方式上,却都有自己的特点。在仅仅一个世纪的时间里,美国既改造了自己也受国际动态的改造——从一个相对孤立于西半球的国家,变成一个影响和控制力前所未有地遍及全世界的大国。

美国如何走向全球至高无上的地位

1898年的西班牙——美国战争,是美国在海外进行的第一次征服性战争。这场战争使美国的力量深入太平洋,越过夏威夷,到达菲律宾。到十九世纪末,美国的战略家们已在忙着创立主宰两大洋的学说,而美国海军已经开始向英国“统治着海洋”的观念提出挑战。美国声称它享有西半球安全的唯一保护人的特殊地位。这一点是门罗主义在十九世纪早些时候就已提出的,而且后来又为美国所称的“天定命运论”证明是合理的。美国的这一要求甚至还被巴拿马运河的开通而进一步加强。巴拿马运河有助于海军对大西洋和太平洋这两大洋的控制。

美国经济的迅速工业化为美国地缘政治抱负的膨胀提供了基础。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美国不断增长的经济力量已经大约占全球国民生产总值的33%,使美国取代英国而成了世界第一工业大国。美国的这种突出的经济活力是由一种崇尚试验和创新的文化培育出来的。美国的政治制度和自由市场经济为雄心勃勃的和不迷信传统偶像的发明家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机会。这些发明家在追求他们个人的梦想时,不受旧时的传统特权或死板的社会等级制度的约束。总之,美国的民族文化绝无仅有地适宜于经济增长。这种文化吸引和很快地同化了来自海外的最有才能的人,从而也促进了国家力量的发展。

第一次世界大战为把美国军事力量大量投放到欧洲提供了第一个机会。一个在那以前一直相对孤立的大国迅速地把它的数十万军队运往大西洋的那一边。这次跨越大洋的军事远征在规模和范围上都是空前的,标志着在国际舞台上出现了一个新的主要角色。同样重要的是,这次世界大战还促使美国第一次作出重大的外交努力,运用美国的原则来寻求欧洲的国际问题的解决。伍德罗·威尔逊的著名的十四点计划表明,美国的理想主义注入了欧洲的地缘政治,而且美国的理想主义又由于美国的力量而得到加强。(在这之前的15年,美国在解决俄国与日本在远东的一次冲突中曾经起过主要的作用,从而展现了美国日益上升的国际形象。)美国的理想主义与美国的力量的融合,使人们感觉到了美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存在。

可是,严格地说,第一次世界大战仍然主要是一次欧洲战争,而不是一次全球性战争。但是这次大战自我毁灭的特性标志着欧洲对世界其他部分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优势开始告终。在这次战争的过程中,没有一个欧洲大国能够决定性地占上风——而这次战争的结果却深深地受到一个正在倔起的非欧洲大国美国卷入的影响。从此以后,欧洲越来越成为全球大国政治的客体,而不是主体。

然而,美国对世界的这次短暂领导,并未导致美国对世界事务继续不断的介入。美国反而很快地退回到自我满足的孤立主义与理想主义相结合的那种状态。虽然到了20年代中期和30年代初期,极权主义正在欧洲大陆积聚力量,美国这个大国——那时已经拥有一支强大的能够在两大洋作战的舰队,并明显地超过了英国海军——仍然保持不介入的态度。美国人更喜欢当全球政治的旁观者。

与那种倾向一致的是,美国的安全概念是建立在把美国看作是个大陆岛这一观点的基础上的。美国的战略集中在保护它的海岸,因而在范围上只限于本国,很少考虑国际或全球的问题。在国际舞台上起决定性作用的演员仍然是各欧洲大国和正越来越突出的日本。

世界政治中的欧洲时代的最后终结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过程中。这是第一场真正的全球战争。它在三大洲同时进行,又在大西洋和太平洋上进行着激烈的争斗。当英国士兵和日本士兵——他们分别代表着一个遥远的西欧岛屿和一个同样遥远的东亚岛屿——在远离他们家乡万里之外的印度-缅甸边境上发生冲突时,这次战争的全球规模便象征性地显示出来了。欧洲和亚洲已经变成同一个战场。

假如这次战争的结果是纳粹德国的明显胜利,一个单一的欧洲大国便可能成为一个享有全球优势的国家。(假如日本在太平洋胜利了,就可能使日本成为在远东占主导地位的角色,但是十有八九日本仍然只是一个地区性的霸主。)然而,德国的失败主要是由两个欧洲以外的胜利者——美国和前苏联决定的。这两个国家继承了欧洲未完成的对全球霸主地位的寻求。

那以后的五十年是由美苏两极争夺全球霸主地位的斗争支配的。美国和前苏联之间的争夺,是地缘政治学家们最心爱的理论的实现:这一争夺使控制着大西洋和太平洋的世界上最大的海洋国家与在欧亚大陆中心居于首位的世界上最大的陆地国家(中苏集团的地盘很能使人回想起蒙古帝国的版图)相互对立。地缘政治的规模再清楚不过了:北美洲与欧亚大陆相对峙,影响整个世界的命运。胜利者将真正地控制全球。一旦最后夺取了胜利,就再也没有别人挡道。

对立的双方都向全世界宣传自己的充满历史乐观主义的思想信念。这种信念使每方在加强其必胜的信心时,都能理直气壮地作出必要的努力。每方在自己的地盘内都明显地处于主导地位而不像那些渴望获得全球霸权的欧洲帝国没有一个曾经成功地在欧洲本身范围之内运用过决定性优势。而且美苏每一方都利用自己的意识形态来加强对各自仆从国和附庸国的控制。这又有点使人想起宗教战争的年代。

全球地缘政治的范围加上双方都宣称它们的互相竞争的教条是普遍适用的,就使双方之间的争夺变得空前的激烈。但是另外一个也具有全球性含义的因素使这一争夺真正成为独一无二的。核武器的出现,意昧着两个主要争夺者之间典型的迎头相撞的战争,不仅将使它们相互毁灭,而且会给相当大的一部分人类带来致命的后果。因此,冲突的激烈程度同时受到两个对手极大的自我克制的制约。

在地缘政治方面,冲突大都发生在欧亚大陆本身的周边地区。中苏集团主宰着欧亚大陆的绝大部分,但是没有控制它的周边地区。美国在辽阔的欧亚大陆最西部和最东部的海岸都成功地确立了自己的地位。保卫这些大陆桥头堡(集中体现在西部“战线”的柏林封锁和东部“战线”的朝鲜战争中)因而成了后来被称为冷战的那个时期的第一次战略考验。

在冷战的最后阶段,第三条防御“战线”即南部战线在欧亚大陆的地图上出现了苏联入侵阿富汗促使美国从两方面作出了反应:美国直接援助阿富汗的民族抵抗活动使苏军陷入困境;在波斯湾建立大规模的美国军事存在作为威慑力量,以阻遏苏联政治或军事力量任何进一步的南下。美国承诺保卫波斯湾地区,把这一地区视为与欧亚大陆西部和东部的安全利益同等重要。

美国对欧亚大陆集团为有效地支配整个欧亚大陆所作努力的成功遏制,意味着争夺的结果最后是由非军事手段决定的。因为双方都害怕一场核战争,直到最后谁也未敢挑起直接军事冲突。政治上的生命力、意识形态上的灵活性、经济上的活力和文化上的吸引力,变成了决定性因素。

美国领导的联盟保持了它的团结,而中苏集团却不到20年就分裂了。部分原因是同共产主义阵营的等级森严、教条主义和脆弱的特性相比,民主的联盟有较大的灵活性。民主的联盟有共同的价值观,却没有拘泥于形式的教条格式。共产主义阵营强调教条的正统性,只有一个中心说了算。追随美国的主要图家也比美国弱得多,而苏联却不能无限期地把中国作为它的部属来对待。出现这种结果也是由于美国方面被证明在经济上和技术上具有大得多的活力,而苏联却逐渐停滞,在经济增长和军事技术上都无力与美进行有效的竞争。经济的衰落又引起了意识形态上的沮丧。

事实上,前苏联的军事力量,以及它在西方人中间引起的恐惧,长期地模糊了这两个争夺者之间根本的不对称性。美国明明白白地要富得多,技术上先进得多,军事上更富有适应性和革新精神,在社会方面也更有创造性和吸引力。意识形态的桎梏削弱了前苏联的创造潜力,使它的制度越来越僵化、经济越来越浪费、技术上更无竞争力。只要不爆发相互毁灭的战争,在长期的竞赛中,天平必然最终向有利于美国的一边倾斜。

争夺的最后结果也受到文化因素的很大影响。美国领导的联盟,一般说来,认为美国政治和社会文化的许多特性是积极的。美国在欧亚大陆西部和东部周边的两个最重要的盟友德国和日本,都在几乎是无保留地赞赏美国的一切这一背景下恢复了它们的经济。美国被广泛地看作代表着未来,是一个值得钦佩和仿效的社会。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俄国却在文化方面受其大多数中欧仆从国的鄙视,它主要的和日益自信的东部盟国中国对它甚至更加鄙视。对中欧人来说,俄国的控制意味着使中欧人同他们认为是他们哲学和文化故乡的西欧及其基督教宗教传统分离。更糟的是,这还意味着这是受中欧人往往不公正地认为文化上比他们低的一个民族的统治。

对中国人来说,“俄”音同“饿”,俄国意味着“饥饿的土地”。他们更是公开地鄙视俄国。虽然中国人对莫斯科声称苏联模式具有普遍意义最初只是悄悄地提出质疑,但在中国共产党革命之后不到十年,他们就对莫斯科意识形态上的领袖地位提出了有力的挑战,甚至开始公开表示出他们对北方邻邦野蛮人的传统鄙视。

最后,在前苏联内部,占人口50%的非俄罗斯人最后也拒绝了莫斯科的统治。非俄罗斯人政治上的逐渐觉醒意昧着乌克兰人、格鲁吉亚人、亚美尼亚人和阿塞拜疆人,开始把苏联看作是一个外来的帝国统治的一种形式,而统治者却是一个在文化方面并不比他们高的民族。在中亚,民族的抱负可能弱一些。但在这里,这些民族却受到另外的正在逐渐上升的伊斯兰认同感的鼓舞,这种伊斯兰认同感又因人们了解到其他地方正在进行的非殖民化而得到加强。

像苏联以前的很多帝国一样,苏联最后从内部爆炸和瓦解了。其原因并不是直接的军事失败,而主要是由经济和社会问题加速引起的分崩离析。前苏联的命运证实了一位学者的正确看法:

帝国在政治上生来就是不稳定的,因为下属单位几乎总是喜欢享有更大程度的自治。而且这些单位的那些反对派精英几乎总是抓住机会采取行动以取得更大程度的自治。从这个意义上说,帝国不会被攻克,而只会分崩离析。这种分崩离析通常是非常缓慢的,但有时也会非常迅速。

美国是第一个真正的全球性大国

美国对手的垮台使美国处于一种独一无二的地位。它成为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真正的全球性大国。可是;美国在全球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在有些方面使人联想起早期的帝国,尽管那些帝国规模较小,只是地区性的。那些帝国的力量建筑在由仆从国、附庸国、保护地和殖民地加上一般被看作是野蛮人的帝国以外的人组成的等级制度的基础之上。对当前美国圈子之内的某些国家来说,那种过时的术语在某种程度上并非完全不适宜。像过去一样,美国“帝国”力量的发挥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占优势的组织程度,来自为军事目的而迅速动员巨大的经济和技术资源的能力,来自美国生活方式的那种说不清道不明但又很重要的文化上的吸引力,和来自美国的社会和政治精英十足的活力和固有的竞争力。

以往的帝国也有这些特征。首先想到的是罗马帝国。罗马帝国的建立经历了大约两个半世纪,是通过不断地向北接着又向西和向东南扩张领土,以及通过维护涵盖地中海全部海岸线的有效海上控制而建立起来的。在地理范围方面,罗马帝国在公元211年前后达到了顶峰。罗马帝国实行的是中央集权制政体。它的经济是单一的自给自足经济。罗马帝国是蓄意和有目的地通过一个政治和经济组织的复杂体系来发挥力量的。它以战略的眼光设计的陆路和海军航道体系,是以首都为起点的。一旦出现对安全的重大威胁时,用这个体系可以很快地重新部署和集结驻扎在仆从国和附属省的罗马军团。

在罗马帝国的极盛时期,部署在海外的罗马军团人数不下30万人,是一支很大的武装力量。罗马在战术和军备上的优势以及帝国中心拥有指挥军队较快重新部署的能力,使部署在海外的罗马军团更能置人于死地。(人们会惊奇地注意到,比罗马帝国的人口多得多的超级大国美国,1996年也在海外驻扎了29.6万名职业军人来保护它统治的领地的外部的地区。)可是,罗马帝国的力量还来自一个重要的心理现实。CivisRomanusSum——“我是个罗马公民”——是人们对自己的最高定位,使人感到自豪,也是很多人的愿望。高高在上的罗马公民地位后来甚至授予那些非罗马出生的人,并且成为文化上的优越性的表现。这种文化上的优越性使罗马帝国的使命感成为合情合理。它不仅使罗马的统治合法化,并且使它的臣民愿意受到同化和被包括在帝国的框架之中。统治者认为文化优越感是理所当然的,而被统治者也承认是这样。这样,文化优越感便加强了帝国的力量。

这个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和在很大程度上不受挑战的帝国,持续了大约三百年。它除了一度受到邻近迦太基的挑战和在东部边缘地带受到帕提亚帝国的挑战之外,外部世界大都是野蛮的和缺乏严密组织的,在大部分时间里只能偶尔对罗马帝国发起攻击,而在文化方面显然比罗马帝国低下。只要罗马帝国能够保持内部的活力和团结,外部世界就无力与之竞争。

有三个主要原因导致了罗马帝国的最后崩溃。第一,罗马帝国变得过大,一个单一的中心已难以对其进行管治。但是把它分成东西两半,又自动地破坏了它的权力的垄断性。第二,同时,帝国长期的狂妄自大造成了文化上的享乐主义,使政治精英逐渐丧失了雄心壮志。第三,持续的通货膨胀破坏这一体制的那种维持自身又无需作出社会牺牲的能力,而公民们已不再愿意作出那种社会牺牲。文化上的衰败、政治上的分裂和财政上的通货膨胀加在一起,使罗马抵挡不住甚至是境外邻近的野蛮民族的攻击。

用当代的标准来衡量,罗马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全球性的大国,而只是一个地区性的大国。可是,由于当时全球各大国之间盛行的孤立意识,罗马的地区力量是独立的和孤立的,即无邻近的甚至也无远方的对手。因此罗马帝国本身就是一个世界。它的优越的政治组织和文化优越性使它成为后来的地域更大的各帝国体系的先驱。

即使如此,罗马帝国也并非是独一无二的。罗马帝国和中华帝国几乎是同时出现的,虽然两者互不知晓。公元前221年罗马同迦太基之间的布匿战争正在进行的时候,秦统一了当时存在的七国,建立了第一个中华帝国。七国的统一促使在中国北部修筑了万里长城,使王国内地免受外部世界野蛮民族的进犯。此后的汉朝帝国在公元前140年已经开始出现,它的领土范围更大,组织也更完善。到了公元开始的时候,在汉朝统治之下的人口不下五千七百万。这个庞大的人口数字本身就是空前的,同时也证明,通过集权的严厉的官僚体制进行中央统治是非常有效的。汉朝帝国的统治扩大到今天的朝鲜、蒙古的一些部分和中国今天的大部分沿海地区。可是,汉朝帝国也像罗马帝国那样,受到内部弊病的折磨,并且于公元220年分裂为三个独立的王国而加速了它的最后崩溃。中国以后的历史是统一和扩张继之以衰落和分裂的反复循环。中国不止一次成功地建立了帝国体系。这种体系独立自足、孤立、不受任何外部有组织的对手的挑战。汉朝一分为三的局面在公元589年发生了逆转,结果一个很像帝国体系的朝代重新出现。但是,中国最孤行专断的帝国时期是在清时代,具体地说是在清朝的早期。到了18世纪,中国又一次成为一个完全合格的帝国。它有一个帝国中心,周围是其势力范围,包括今天的朝鲜、印度支那、泰国、缅甸和尼泊尔。这样,中国的统治从今天俄罗斯的远东部分起一直越过南西伯利亚到贝加尔湖,深入到当今的哈萨克斯坦,然后向南到印度洋,然后回过头来向东,又覆盖了老挝和越南的北部。

像罗马帝国那样,这个帝国也是个复杂的金融、经济、教育和安全组织。它用所有这些手段对大片领土和在这片领土上生活的三亿多人民进行统治。它特别强调集中的政治权威。这一集中的权威得到非常有效的驿使服务的支持。整个帝国被分成四个从北京伸展出去的地区,同时还划定了驿使可以分别于一周、两周、三周和四周内到达的地区的界线。经过专门职业训练和通过竞争挑选出来的集中的官僚体系成为保证统一的主要手段。

还是像罗马帝国那样,这种统一被一种强烈感觉到和根深蒂固的文化优越感加强、合法化和支撑。儒家学说加强了这种文化优越感。儒学是一种非常适用的哲学,它强调和谐、等级制度和纪律。中国——天朝——被看成是宇宙的中心,在它的周边和周边以外的全是野蛮人,而身为中国人就意味着有教养。因此,世界的其他部分都应对中国表示敬服。甚至在18世纪晚期中国日益衰落的阶段,中国皇帝给英国国王乔治三世的答复中也浸透着那种特殊的优越感。乔治三世的使者曾试图以贡献一些英国工业产品作为友好的礼物来引诱中国与之建立贸易关系。中国宣布的答复是:

承蒙天恩,朕指示英国国王注意朕的训令:天朝统治四海内的一切……并不看重稀有贵重的物品……朕也丝毫不需要贵国的产品……因此,朕已命令你的进贡使者平安地回国。你国王应该完全按照朕的愿望行事,强化你的忠诚和发誓永远服从。

中国历朝帝国的没落和垮台也主要是由于内部的因素。后来的西方“野蛮人”取得胜利,是由于中国内部的疲劳、腐败、享乐主义和丧失经济和军事上的创造性。这削弱了中国人的意志,接着加速了中国人意志的崩溃。外部大国对中国内部的虚弱的利用——英国在1839-1842年的鸦片战争中,一个世纪以后还有日本——又使中国人产生了深刻的文化上的屈辱感。这种屈辱感在整个20世纪都激发着中国人,而且由于中国人根深蒂固的文化优越感与帝国以后使他们地位一落千丈的政治现实之间的冲突,这种文化受辱感变得更加强烈。

与罗马帝国十分相像,中华帝国在今天会被定为一个地区性大国。但是在中国的全盛时期,中国在全球没有可以与之相匹敌的国家,这是指没有其他大国能够向中国的帝国地位挑战,甚至如果中国想进一步扩张的话,也不会有任何其他大国能抵挡中国的扩张。中国的体系是自成体系和自给自足的,它主要建立在得到认同的种族同一性的基础之上,对异族和地理上处于周边的附庸国,中央只比较有限地使用力量。

中国有很大的和居于统治地位的种族核心,这就使中国有可能每过一段时间恢复其帝国。在这方面中国与别的帝国大为不同。其他帝国中人口数量小但受霸权主义驱使的民族,能够在一个时期对人数多得多的异族居民强行统治并维系这种统治。可是,这类核心小的帝国的统治一旦被推翻,再要恢复帝国就不可能了。为了寻找与当今定义的全球性大国更加近似的情况,我们必须把注意力转向蒙古帝国的引人注目的现象。蒙古帝国是通过它与一些组织完善的主要对手的激烈斗争而出现的。在被打败的对手中有波兰和匈牙利王国、神圣罗马帝国的军队、俄国和俄罗斯的几个公国、巴格达的哈里发辖地等,后来甚至还打败了宋朝,建立了元朝。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在打败了他们的地区性对手之后对领土确立了中央集权制的控制。这块领土被后来的地缘政治学者称为全球的中心地带,或者称为世界力量的中枢。他们的欧亚大陆帝国从中国海海岸开始,一直延伸到小亚细亚的安纳托利亚和中欧。就中央集权控制邻近领土的范围而言,只有斯大林的中苏集团的全盛时期才能够在欧亚大陆上最后与蒙古帝国相比。

罗马、清帝国和蒙古帝国是后来渴望成为全球性大国的那些国家的地区性先驱。拿罗马和清帝国的情况来说,就像已经提到过的那样,它们的帝国结构在政治和经济方面都是高度发达的,同时被普遍承认的帝国中心的文化优越感起了重要的凝聚作用。与之形成对照的是,蒙古帝国更直接地依靠军事征服,接着又以使自己适应当地条件(甚至接受同化),来维持政治统治。

蒙古帝国主要建立在军事统治的基础之上。蒙古人的统治是通过巧妙和残酷地使用占优势的军事战术而实现的,这种战术把部队快速运动的非凡能力与部队的及时集结结合起来。蒙古人的统治却没有随之而建立有组织的经济或金融体系,蒙古人的权威也不是来自任何自信的文化优越感。蒙古统治者的人数太少,不能形成一个自我繁衍的统治阶级。无论如何,缺乏一种明确的和自觉的文化的甚或种族的优越感,就使帝国的精英失去了必需的主观的信心。

事实上,蒙古统治者证明他们很容易受到被他们征服的在文化方面往往更先进的民族的逐步同化。因而成吉思汗的一个孙子变成了儒教的热情宣扬者,成吉思汗的另一个孙子在当波斯的苏丹时变成一个虔诚的穆斯林。成吉思汗还有一个孙子则变成了一个带波斯文化特色的中亚的统治者。

正是由于那个因素——即由于缺乏有统治力的政治文化统治者被统治者同化——和没有解决建立了帝国的成吉思汗的继承问题,蒙古帝国最后灭亡了。蒙古帝国的国土变得太大,一个单一的中心统治不了。但是曾经试图采取的解决办法——将帝国分成几个自给自足的部分——却反而在当地促进了更快的同化和加速了帝国的瓦解。这个世界上最大的以陆地为基础的帝国,从1206年至1405年维持了两个世纪之后消失了,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从那之后,欧洲成了全球力量的所在地和争夺全球权力的主要斗争的焦点。诚然,在大约三个世纪的过程中,当欧洲实力到达世界各大洲并在那里显示自己时,欧亚大陆小小的西北周边地区国家破天荒第一次通过使用海上力量取得了对全球的真正主宰地位。值得注意的是,西欧帝国霸主的人口并不很多,特别是同被有效地征服了的人口相比更是如此。然而,到20世纪开始时,除了西半球(这里在此前的两个世纪也曾受到西欧的统治,而且主要居住着西欧移民及其后代)之外,只有中国、俄国、奥斯曼帝国和埃塞俄比亚不在西欧的控制之下。

不过,西欧的控制并不等于西欧取得了全球性权力。根本的现实情况是,欧洲的文明在全球居于至高无上的地位,而欧洲大陆的力量却是互相分割的。欧洲在海外实施的帝国主义与蒙古人或者后来的俄罗斯帝国征服对欧亚大陆中心地带的陆地不同,它是通过不断地跨越大洋的探险考察和海上贸易的扩大而实现的。不过,这个过程中也有主要欧洲国家之间的不断斗争,不仅是为了得到海外领地,而且也是为了获取在欧洲本身的霸权。从地缘政治上讲,随后产生的事实是,欧洲在全球的霸权并不发端于任何一个欧洲大国在欧洲获得的霸权。

广义地说,在17世纪中叶以前,西班牙是最主要的欧洲大国。到15世纪末期,西班牙已经成为一个主要的海上帝国,抱有全球野心。宗教起了统一思想的学说的作用,而且成了帝国传教士热情的一个源泉。诚然,把世界正式划分成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范围在托德西利亚条约(1494)和萨拉戈萨条约(1529)中规定下来,是经教皇在西班牙和其海上对手葡萄牙之间进行仲裁才实现的。尽管如此,面对英国、法国和荷兰的挑战,西班牙从来未能在西欧本身或者在大洋彼岸取得真正的至高无上的地位。

西班牙的突出地位逐渐让给了法国。在1815年以前,法国是在欧洲居于主导地位的国家,虽然它不断地受到其欧洲对手在欧洲大陆和海外的遏制。在拿破仑统治下,法国几乎确立了在欧洲的真正霸权。假如法国成功了,它可能也会取得全球的主导大国的地位。可是,法国被一个欧洲的联盟打败了,于是又重新建立了欧洲大陆的力量均势。

在以后的一个世纪里,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英国对全球进行着海上统治,因为伦敦成了世界主要的金融和贸易中心,而英国海军“控制着海洋”。英国在海外明显地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但是,英帝国像早期世界霸权的欧洲追求者一样,也不能单独控制欧洲。相反,它依靠一种错综复杂的力量均势外交,最后还依靠一项英法协议去阻止俄国或德国对欧洲大陆的控制。

英国的海外帝国地位最初是通过探险考察、贸易和征服三者相结合的手段而取得的。但是,英帝国很像它的罗马和中国先驱者或者它的法国和西班牙对手,也从认为英国文化优越这一看法中获得了很大的持久的力量。那种优越感不仅是帝国统治阶级的主观的骄傲自大,而且也是许多非英国国民共有的一种看法。南非第一位黑人总统纳尔逊·曼德拉说:“我是一所英国学校培养出来的。那时英国是生产世界上每一件最好的东西的地方。我还没有摆脱英国和英国历史及文化给我们的影响。”当文化优越感成功地得到维护和悄悄地被认可之后,它具有减少依赖巨大的军事力量来保持帝国中心的力量的必要性的效果。在1914年,仅仅是几千名英国军事人员和文职官员,就统治着大约一千一百万平方英里的领土和非英国籍的差不多四亿人口。

总之,罗马主要是通过优越的军事组织和文化吸引力进行统治的。清帝国主要依靠效率高的官僚机构来统治一个建立在共同的种族同一性基础上的帝国,并且通过一种高度发展的文化优越感加强其统治。蒙古帝国把进行征服的先进军事战术与实行同化的偏好结合起来作为统治的基础。英国人(以及西班牙人、荷兰人和法国人)取得卓越地位,是因为他们以贸易开路,随后国旗跟上。他们的统治同样也因占优势的军事组织和文化上的过分自信而得到了加强。但是,这些帝国中没有一个是真正全球性的。甚至英国也不是一个真正的全球性大国。英国并未控制欧洲,而只是使欧洲的力量达到均势。一个稳定的欧洲对英国在国际上的卓越地位是非常关键的,而欧洲的自我毁灭必然标志着英国首要地位的结束。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今天美国全球力量的范围和无所不在的状况是独一无二的。美国不仅控制着世界上所有的洋和海,而且还发展了可以海陆空协同作战控制海岸的十分自信的军事能力。这种能力使美国能够以在政治上有意义的方式把它的力量投送到内陆。美国的军事部队牢固地驻扎在欧亚大陆,还控制着波斯湾。美国的仆从国和附庸国分布在整个欧亚大陆,其中一些还渴望与华盛顿建立更加正式的联系。

美国经济的活力为美国在全球起首要作用提供了必要的先决条件。最初,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之后,美国经济在所有其他国家的经济中鹤立鸡群。它一家的经济就超过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50%。西欧和日本经济的恢复以及随后范围更广的亚洲经济的有力增长,意味着美国在世界国民生产总值中的份额最后不得不从战后初期高得不成比例的水平上往下掉。不过,后来到冷战结束时,美国在全球国民生产总值中的份额,特别是在世界制造业生产中的份额,已经固定在大约30%的水平上。把第二次大战刚刚结束后的那些例外的年份除外,这个比例是本世纪大部分时间里的平均数。

更重要的是,美国保持甚至扩大了它在利用最新科学突破为军事目的服务方面的领先地位,从而建立了一支在技术上无人能够与之相比的军事部队,唯一的一支能够有效地在全球都发挥影响的部队。在经济上具有决定性作用的信息技术上,美国也一直保持着强大的竞争优势。美国对未来经济中的尖端部门的掌握,意味着美国在技术上的统治地位不可能很快丧失,这特别是由于在经济上具有决定作用的领域,美国在生产率方面保持甚至还在扩大着它对西欧和日本对手的优势。

毫无疑问,俄国和中国是痛恨美国这种霸权的大国。在1996年初俄罗斯总统鲍里斯·叶利钦访问北京的过程中,它们共同作过这样的表示。此外,它们拥有能够威胁美国根本利益的核武库。但是严峻的事实是,目前和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虽然它们能够发动一场自杀性的战争,但是它们两者哪一个都无力打赢核战争。它们缺乏远距离投送武装部队以强加它们政治意志的能力,而且它们在技术上远远落后于美国,因此它们不拥有,也不可能很快获得在全世界发挥持久的政治影响的手段。

总之,美国在全球力量四个具有决定性作用的方面居于首屈一指的地位。在军事方面,它有无可匹敌的在全球发挥作用的能力;在经济方面,它仍然是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火车头,即使它在有些方面已受到日本和德国的挑战(日本和德国都不具有全球性力量的其他属性);在技术方面,美国在开创性的尖端领域保持着全面领先地位;在文化方面,美国文化虽然有些粗俗,却有无比的吸引力,特别是在世界的青年中。所有这些使美国具有一种任何其他国家都望尘莫及的政治影响。这四个方面加在一起,使美国成为一个唯一的全面的全球性超级大国。

美国的全球体系

虽然美国在国际上的突出地位,不可避免地使人想起美国同一些早先的帝国体系的相似之处,但是不同之处却更加重要。不同之处超出了领土范围的问题。美国的全球力量是通过一个明显地由美国设计的全球体系来发挥的,它反映了美国的国内经验。美国国内经验最主要的一点就是美国社会及其政治制度的多元性特点。

早先的帝国是由贵族的政治精英建立的,大多由实质上是集权主义或者专制主义的政权统治。帝国的多数人或者对政治漠不关心,或者在较近的年代里受到帝国主义的感情和象征的感染。寻求国家的光荣、“白人的负担”、“实现文明的使”,更不用说寻求个人获利的机会了——所有这些都是用来动员对帝国冒险的支持和保持本质上是等级森严的帝国力量金宇塔。

美国公众对美国在国外使用美国力量的态度则一直十分矛盾。美国公众支持美国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主要是由于日本进攻珍珠港造成的震惊作用。在封锁柏林和随后的朝鲜战争爆发之前,赞同美国卷人冷战最初也是比较勉强的。在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唯一的全球性大国,并未在公众中引起太多洋洋得意之感,倒是促使公众倾向于对美国在海外的责任作出更加有限的界定。1995年和1996年进行的民意测验表明,一般公众更喜欢与别人“分享”全球力量,而不是由美国一家垄断。

由于这些国内因素,美国的全球体系强调有选择地扩大成员的技术(像对被打败的对手德国和日本,最近甚至像对俄国做的那样),这种强调的程度大大超过早先的帝国体系对此的强调。虽然大大得益于它的民主原则和机制的吸引力,美国的全球体系也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对依附它的外国精英们行使间接的影响。由于美国主宰全球通讯、大众娱乐和大众文化的巨大但又无形的影响,也由于美国技术优势和全球的军事作用的潜在的有形影响,以上这一切都得到了加强。

文化统治是美国全球性力量的一个没有受到足够重视的方面。不管你对美国大众文化的美学价值有什么看法,美国大众文化具有一种磁铁般的吸引力,尤其是对全世界的青年。它的吸引力可能来自它宣扬的生活方式的享乐主义的特性,但是它在全球的吸引力却是不可否认的。美国的电视节目和电影大约占世界市场的3/4。美国的通俗音乐居于同样的统治地位。同时,美国的时尚、饮食习惯甚至穿着,也越来越在全世界被模仿。因特网用的语言是英语,全球电脑的绝大部分鼓击动作出自美国,影响着全球会话的内容。最后,美国已经成为那些寻求高等级教育的人的圣地,有近五十万的外国学生涌向美国,其中很多最有能力的学生永不再回故国。在世界各大洲几乎每一个国家的内阁中都能找到美国大学的毕业生。

很多外国民主派政治家也越来越仿效美国的风格。不仅约翰·肯尼迪在国外有热切的仿效者,而且年代较近(又较少受到颂扬)的美国政治领导人,也成了仔细研究和政治上模仿的对象。文化背景根本不同的日本和英国政治家(例如90年代中期的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和英国工党领袖托尼·布莱尔——请注意这个“托尼”就是“吉米”·卡特、“比尔”·克林顿或者“鲍勃”·多尔的仿称)都认为模仿比尔·克林顿亲切的言谈举止习惯、平民主义者的平易作风和公共关系的技巧,是完全合适的。

民主理想同美国的政治传统结合起来,进一步加强了一些人眼中的美国的“文化帝国主义”。在民主形式的政府非常普及的时代,美国的政治经验似乎正在成为学习的榜样。全世界都日益普遍地强调成文宪法的重要性和法律高于政治权宜考虑。不管这种强调在实践中有多大的欺骗性,它靠的正是美国立宪政体的力量。最近,前共产主义国家采取了把文职官员置于大大高于军人的地位的做法(特别是以此作为加入北约的先决条件),也是深受美国的平民与军人关系体制的影响。

伴随着美国民主政治制度的吸引力和影响的还有美国以企业为中心的经济模式的吸引力的增长。美国的经济模式强调全球自由贸易和不受约束的竞争。当西方福利国家和德国强调的企业家和工会“共同决策”开始失去其经济势头时,更多的西欧人表示了这样的意见:如果欧洲不想进一步落后的话,就必须仿效美国更有竞争力的甚至是残酷无情的经济文化。甚至在日本,经济行为中更大程度的个人主义,正被承认是经济成功的一个必要的伴随物。

美国强调政治民主和经济发展,这两者结合在一起传达了一个简单的对很多人有吸引力的思想信息:寻求个人成功会产生财富,同时还会促进自由。因此而产生的理想主义与利己主义的结合,是个有力的结合。个人的自我实现据说是上帝赐给的权利,它会作出榜样和产生财富,因而同时也能够有利于别人。这个学说对精力旺盛的人、雄心勃勃的人和竞争力很强的人,都具有吸引力。

当对美国方式的模仿逐渐遍及全世界时,它为美国发挥行使间接的和似乎是经双方同意的霸权创造了一个更加适宜的环境。像美国的国内制度一样,这种霸权要有一个相互交织的机构和程序的复杂结构。创造这种结构的目的,是为了形成一致意见并使力量和影响的不对称模糊不清。因此美国在全球至高无上的地位,是由一个的确覆盖全球的同盟和联盟所组成的精细体系支撑的。

大西洋联盟在机构上体现为北约。它把欧洲拥有最大生产力和影响的国家与美国连接起来,使美国甚至在欧洲内部事务中也成为一个最主要的参与者。美国与日本的双边政治和军事关系,把亚洲最强大的经济同美国捆在一起,使日本仍然实质上是(至少目前是这样)美国的一个保护国。美国还参加了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之类新成立的跨太平洋多边组织,使美国成为亚太地区事务的一个主要参与者。西半球总的来说是不受外部影响的,这就使美国能够在现存的西半球多边组织中起主要作用。在波斯湾的特别安全安排,特别是在1991年对伊拉克采取短暂的惩罚性行动之后,已使那个经济上至关重要的地区变成美国的一个军事保护地。甚至前苏联地区也已充斥着美国主持的各种诸如和平伙伴关系之类的同北约更密切合作的安排。

另外,人们还必须把全球性的专门组织网,特别是“国际”金融机构,看作是美国体系的一部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可以说代表“全球”利益,而且它们的构成成分可以解释为世界性。但实际上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受美国的左右,而且它们本来就是在美国的倡议下产生的,特别是美国倡议的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

美国这个巨大复杂的全球体系与早先的那些帝国不同,它不是一个等级制度森严的金宇塔。相反,美国处在一个相互交织的宇宙的中心。在这个相互交织的宇宙中,力量是通过不断的讨价还价、对话、沟通和寻求正式的一致意见来行使的,尽管这种力量最终都来自同一个来源华盛顿,而那里才是必须玩力量游戏的地方,而且是按照美国的国内规则来玩的。也许世界对美国全球霸权中民主程序所处的中心地位的最高赞美,就体现在外国自己被拉进美国国内政治讨价还价的程度上。外国政府尽其所能地去动员那些同它们有某种特别的种族或宗教同一性的美国人。除了有大约一千个外国特殊利益集团在美国首都注册并开展活动之外,大多数外国政府还雇用美国的院外活动分子为它们的利益服务,特别是在国会里。美国各种族团体还竭力影响美国的对外政策,其中犹太人、希腊和亚美尼亚的院外活动集团表现最为突出,组织得也最有效。

美国至高无上的地位就这样地制造出一个新的国际秩序。这个新的国际秩序不仅在国外重复了美国体系本身的许多特点,而且使这些特点固定了下来。基本的特点包括:

△一个集体安全体系,包括一体化的指挥机构和部队(北约、美日安全条约等);△地区性经济合作(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专门的全球合作机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强调一致作出决定的程序,即使这些程序是由美国主导的;△优先考虑让民主国家加入的主要联盟组织;△一个初始的全球性立宪和司法结构(从世界法院到审判波黑战争罪犯的特别法庭)。

美国体系的大多数内容是在冷战期间出现的,并成为美国遏制其全球性对手前苏联的努力的一部分。一旦那个对手倒下而美国成了第一个也是唯一的全球性大国,美国体系就可以成为现成的东西在全球应用,其实质已由政治学家G·约翰·伊肯伯里作了很好的概括:

从这个体系是以美国为中心这个意义上讲,这个体系是霸权主义的,并且它反映了美国式的政治机构和组织原则。它是一个开明的秩序,因为它是合法的并且带有对等的相互作用的特征。欧洲人(还可以加上日本人)能够以适应美国霸权但又保留试验他们自身的自治和半独立政治制度的余地的方式,来重建他们的社会和经济并使之一体化……这一复杂体系的演变“驯化”了主要西方国家间的关系。这些国家之间不时地发生尖锐的冲突。但重要的一点是,冲突一直在一个深深扎根、稳定和越来越明晰的政治秩序中得到了抑制……战争的威胁从桌面上消失了。[2]

当前,美国前所未有的全球霸权没有对手。但是,在未来的年月里它会继续不受挑战吗?注:[1]唐纳德·普查拉:《未来国际关系史》,载《伦理学和国际事务》第8期(1994年)183页。[2]摘自他的论文《建立开明的秩序:战后西方和解的起源与持续》,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1995年11月。

第二章 欧亚大棋局

对美国来说,欧亚大陆是最重要的地缘政治目标。欧亚大国和欧亚民族主导世界事务达五百年之久,其间它们为了争夺地区主导权而相互争斗并力争成为全球性大国。现在,美国这个非欧亚大国在这里取得了举足轻重的地位。美国能否持久、有效地保持这种地位,直接影响美国对全球事务的支配。

这种情况当然不是永恒的,但这能维持多久和将导致何种局面不仅对美国本身的福祉,而且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对世界和平都至关重要。第一个和唯一的全球性大国的突然出现造成这样一种情况:如果它以同样快的速度丧失至高无上的地位,不管是因为美国自动退出世界事务,还是因为一个成功的对手的突然掘起,都会严重破坏世界稳定。实际上这会迅速导致全球性的混乱。哈佛大学的政治学家塞绍尔·亨廷顿所作的大胆断言是正确的:

比起一个美国在决定全球事务方面继续拥有比其他任何国家更大的影响的世界来,一个美国不占首要地位的世界将是一个更加充满暴力、更为混乱、更少民主和经济增长更困难的世界。维持美国在国际上的首要地位是保障美国人的繁荣和安全的关键,也是保障自由、民主、开放经济和国际秩序在这个世界上继续存在下去的关键。[1]

因此,美国如何“管理”欧亚大陆是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欧亚大陆是全球面积最大的大陆和地缘政治中轴。主宰欧亚大陆的国家将能控制世界最先进和经济最发达的三个地区中的两个。看一下地图就会知道,控制了欧亚大陆就几乎自然而然地控制了非洲,并使西半球和大洋洲在地缘政治上成为这个世界中心大陆的周边地带。欧亚大陆拥有世界人口的约75%。它的企业和地下矿藏在全世界物质财富中占有大部份额。欧亚大陆的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总额的约60%。世界已知能源资源的四分之三左右也在欧亚大陆。

欧亚大陆集中了世界上大多数在政治上非常自信和富有活力的国家。排在美国后面的六个世界经济大国都在欧亚大陆。公开的核大国只有一个不是欧亚国家,不公开的核国家也只有一个不是欧亚国家。世界上两个人口最多、并有意谋求地区霸权和/或全球影响的国家也都是欧亚国家。所有可能在政治和/或经济上对美国的首要地位提出挑战的国家也都是欧亚国家。欧亚国家的力量加在一起远远超过美国。对美国来说,幸运的是欧亚大陆太大,无法在政治上成为一个整体。’

因此,欧亚是个棋盘,对世界领导权的争夺在此从未停止过。虽然地缘战略——对地缘政治利益的战略管理——可被比作棋局,但在这个略呈椭圆形的棋盘上一争高下的不是两个,而是数个实力不等的棋手。最重要的棋手在这个棋盘的西部、东部、中部和南部。棋盘的最西端和最东端都有人口稠密的地区,其相当拥挤的空间分属几个强国。美国的力量直接部署在欧亚大陆狭窄的西部边缘。在远东大陆有一个越来越强大、独立,并拥有众多人口的大国。这个大国的精力充沛的对手局限在几个临近的岛屿上。这些岛屿和一个远东小半岛的一半给美国的力量提供了立脚点。

在东、西两端之间有一个辽阔的中间地带。这里人口密度低,目前在政治上不稳定,组织上四分五裂。过去在这一地带的是一个曾对美国的主导地位提出挑战的强大对手,把美国逐出欧亚大陆是它一度追求的目标。在广阔的欧亚中部高原以南有一个政治上混乱但能源丰富的地区,它对于欧亚大陆西部和东部的国家,以及最南部地区那个人口众多、有意谋求地区霸权的国家来说,都有潜在的重大意义。

这个巨大的、形状不规则的欧亚棋盘从里斯本一直延伸到符拉迪沃斯托克,为“棋赛”提供了舞台。美国可能成为赢家,条件是:棋盘的中间地带能逐步并入扩大中的由美国主导的西方势力范围;南部地区不被某一个国家单独主宰;东部国家不联合起来将美国逐出近海的基地。但是,如果中间地带拒绝向西方靠拢,而成为非常自信的单一的实体,并控制了南部,或同东部的主要棋手结盟,那么美国在欧亚大陆的首要地位就将严重受损。如果东部两个主要棋手实现某种联合,美国地位也同样会受损。最后,如果美国的西部伙伴把美国从其西部周边地带立足点逐出,美国自然而然将被迫终止其在欧亚大陆棋局的角逐,尽管这可能也意昧着欧亚大陆西端最终会被重新倔起的、占据中间地带的那个棋手所控制。

美国的世界霸权被公认为有很大的广度,但是受国内外条件制约,其深度有限。美国的霸权意味着发挥决定性的影响。然而,与过去的帝国不同的是,它不意味着进行直接的控制。由于欧亚大陆范围大、情况复杂,又有一些实力强大的国家,美国影响的深度及其控制欧亚形势发展的程度受到限制。欧亚超大陆面积太广、人口太多、文化差异太大,历史上有野心和政治上有活力的国家也太多,即使美国这样一个经济上最成功、政治上最有影响的全球性大国也难以驾驭它。这种情况使美国需要有更高超的地缘战略手段,并需要在欧亚大棋局中更审慎地、更有选择性地和更深思熟虑地部署美国的力量。

另一个事实是,美国的国内制度十分民主,因此不可能在国外实行独裁。这也限制了美国力量的使用,特别是进行军事恫吓的能力。历史上从未有过一个奉行平民主义的民主国家取得在全球至高无上的地位。除非公众感到国内福利突然受到威胁或挑战,他们是不会支持努力扩大实力的目标的。这种努力所要求的经济上的自律(国防开支)和人的牺牲(甚至是职业军人的伤亡),同民主的本性格格不入。民主制度是不利于进行帝国动员的。

另外,大多数美国人一般不把美国新近取得全球唯一超级大国地位看作一件特别可喜的事。同美国赢得冷战有关的政治“成功论”受到普遍的冷遇,还被一些有自由派倾向的评论家当作讥讽的目标。如果有的话,那么有两种看法还算得上有较大政治影响,它们颇不相同,但都有关赢得同前苏联斗争的历史性胜利对美国有什么意义这个问题。一种看法是:冷战的结束使美国有理由大幅度减少国际参与,不管这会给美国的国际地位带来什么后果。另一种看法是:现在是实行真正的国际多边主义的时候了,美国甚至应为此交出部分主权。这两派意见都有自己的忠实信徒。

美国领导目前面临的困境中包含着全球形势特点本身的变化:同过去相比,直接使用实力往往受到更大限制。核武器大幅度降低了战争作为政策工具或威胁手段的效用。国家间经济相互依存程度的增长使为政治目的使用经济讹诈不再那么有效。因此,要在欧亚棋局中成功地使用地缘战略力量,现在主要的做法是随机应变、施展外交手段、建立盟友关系、有选择地吸收新成员加入联盟,并十分巧妙地部署自己的政治资本。

在最后一个全球性超级大国之后

从长远看,全球政治注定会变得与一国独掌霸权力量的状况越来越不相协调。因此,美国不仅是第一个和唯一的真正的全球性超级大国,而且很可能也是最后一个。

这不仅是因为民族国家正日益相互渗透,而且因为知识作为力量正被越来越广泛地传播和分享,越来越不受国界的限制。经济力量也可能会变得更加分散。在未来的年月里,不大可能再有哪一个大国像美国在本世纪大部分时间里那样达到其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的大约30%的水平,更不用说像美国在1945年那样占世界总产值的50%。根据有些估计,到本世纪末,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仍将占全球的20%,到2020年可能降至10-15%;同时,欧洲、中国和日本等大国的份额将上升到与美国差不多的水平。全球经济不再可能由某个单一实体所主宰,就像本世纪美国曾做到的那样。这显然将产生深远的军事和政治影响。

另外,正是美国社会多民族的和例外的特性,使美国易于推广其霸权,而又能使这种霸权看起来不像是严格意义上的一个国家的霸权。比如,如果中国寻求全球性的首要地位,那么,它的这种努力不可避免地会被别国看作是试图强制推行一种一个国家的霸权。简单地说,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变成一个美国人,但只有中国人才可以是中国人——这就给寻求任何基本上是一国的全球霸权设置了额外的和重要的障碍。

相应地,一旦美国的领导作用开始减弱,美国目前的全球性首要地位似乎也不可能被任何一个国家单独重新获得。这样,未来的关键问题是:“美国的全球性首要地位将给世界留下什么样的持久遗产?”

答案部分地取决于这种首要地位会保持多久,以及美国将以多大的力量来塑造一个将来能更正式地固定下来的主要大国的伙伴关系框架。实际上,由于国内国外两方面的原因,美国建设性地利用其全球性力量的历史机遇可能被证明是相对短暂的。真正的平民主义的民主从来还没有在国际上取得过主导地位。对实力的追求,特别是运用这种实力所要求的经济代价和人的牺牲,总的来说与民主的本性是不相符的。民主化有利于防止国家被动员起来追求帝国野心。

的确,有关未来的最大的不确定因素,很可能在于美国是否会成为第一个没有能力或者没有意愿运用其实力的超级大国。它是否有可能变为一个软弱无能的全球性大国?民意调查表明,只有一小部分美国人(13%)赞成“美国作为剩下的唯一超级大国在解决国际问题方面继续担任一个举足轻重的世界领袖”。压倒多数的美国人(74%)都赞同“美国在与其他国家一道解决国际问题的努力中做自己公平的一份”。[3]

而且,随着美国日益变成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除非面临真正大规模和被广泛认为是直接的外来威胁,在美国国内就对外政策问题达成共识将远为更加困难。这样的共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甚至在冷战期间是普遍存在的。然而,这种共识不仅植根于公众普遍深信并认为正受到威胁的民主价值观中,而且源于同作为敌对性极权主义受害者的绝大多数欧洲人在文化和种族上的亲近感。

由于缺乏一个类似的外来挑战,如果美国的对外政策不直接关系到人们的根本信仰或广泛存在的文化-种族方面的同情心,如果这种政策还需要长期的有时是代价高昂的帝国性介入,那么,美国社会就更难就对外政策达成一致。关于美国在冷战中历史性胜利的影响,也许有两种极端不同的观点在政治上具有更大的吸引力:一种观点认为,由于冷战的结束,美国有理由大幅度减少在全球的介入,而不考虑这对美全球地位造成的影响。另一种观点认为实行真正的国际多边主义的时候已经到来,美国甚至应该为此放弃它的某些主权。这两种极端看法都拥有各自拥护者的忠实支持。

更广泛地讲,美国文化上的变化也可能与其在国外持续行使真正的帝国性力量不相协调。这种力量的运作要求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动因、理念上的承诺和爱一国主义的满足。然而,这个国家的主导文化已经变得日益定位在大众娱乐上,极大地受控于个人享乐和逃避社会责任的主题。日积月累的结果是,美国更难以为长期保持有时代价很高的海外领导地位而激发必要的政治共识。大众信息传播在这个方面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它使任何有选择地使用武力的行为,哪怕只带来低水平的伤亡,都会引起强烈反感。

另外,美国和西欧都一直感到难以应付社会享乐主义的文化影响,和以宗教为基础的价值观的社会中心地位急剧下降所造成的文化影响。(本书第一章中概述的帝国体系的衰落在这方面与此有惊人的相似之处)。由此产生的文化危机又与毒品的蔓延,特别是在美国还与种族问题交织在一起。最后,经济增长已不再能满足不断膨胀的物质欲望,这种欲望又受到一种鼓励消费的文化的刺激。如果说一种历史忧虑感,甚至一种悲观主义在西方社会较有影响的阶层中正变得更加明显的话,这并非言过其实。

大约半个世纪以前,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汉斯·科恩在总结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悲剧性经验以及极权主义挑战的破坏性后果之后,担心西方可能已经变得“精疲力竭”了。实际上他的担心是:“二十世纪的人已经变得不如十九世纪的先辈那样自信。他从自身的经验中看到了历史中的黑暗势力。一些似乎属于过去的事情再度出现了:狂热的信仰、一贯正确的领袖、奴役和屠杀、人口的灭绝、残忍和野蛮”。[4]

对冷战结束后果的普遍失望使人们更加缺乏信心。不仅没有出现一个建立在共识与和谐基础上的“世界新秩序”,那些“似乎属于过去的东西”反而突然变成了未来。虽然种族与民族冲突可能不再有导致大战的危险,但确实威胁着全球许多地区的和平。所以战争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还不会成为过去的事情。由于富国因受较高的技术能力和自身利益的约束而会避免自我毁灭,战争可能已成为只有这个世界上的穷人才能享受的奢侈品。在可预见的未来,占全人类三分之二的穷人,大概还不会按富人对他们的约束来行动。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国际冲突和恐怖主义行动至今还引人注目地没有使用过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种自律能维持多久本来就是无法预见的。然而由于不仅各个国家,而且各种有组织的集团越来越容易获得能造成大规模伤亡的手段,包括核武器或细菌武器,它们使用这些手段的可能性也必然增加。

简而言之,美国作为世界上首要的大国确实面对着一个并不很宽的历史性机会之窗。目前相对的全球和平可能是短暂的。这种前景使美国迫切地需要参与世界事务。这种参与必须有意识地把重点放在加强国际地缘政治的稳定上,并足以使西方世界恢复历史的乐观主义情绪。这种乐观主义要求表现出有能力同时对付内部的社会挑战和外部的地缘政治挑战。

然而,西方乐观主义的重新激发和西方价值观的传播,不仅仅有赖于美国和欧洲。日本和印度证明,人权观念和民主化试验的重要性也适用于亚洲的条件——不论是在高度发达的国家还是在尚处于发展中阶段的国家。因此民主在日本和印度的继续成功,在保持人们对未来全球政治面貌更加充满信心方面也是非常重要的。它们的经验以及韩国的经验确实表明,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加上外部世界通过把中国进一步纳入国际体系而施加的变革压力,也许能导致中国体制的逐渐民主化。

对付这些挑战既是美国的负担,也是它独特的责任。考虑到美国民主的现实,一个有效的办法将要求公众理解美国的实力在造就一个不断扩大和稳定的地缘政治合作框架方面具有持久的重要意义。这一框架在避免全球无政府状态的同时将成功地遏阻一个新的大国挑战的出现。这两个目标——避免全球无政府状态和阻止一个大国对手的出现——与美国全球参与的更长远目标是不可分的。这个目标就是创造一个持久的全球地缘政治合作的框架。

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在为美国确定一个冷战结束以后新的主要全球目标方面所作出的努力一直是片面的,没有把改善人类生存条件的需要与保持美国力量在世界事务中的重要地位的必要性联系起来。可以举出近期所做的一些尝试为例。克林顿政府上台后的头两年,在倡导“专断的多边主义”的同时,没有充分地考虑到当代力量的基本现实。后来,取而代之的重点是主张美国应该集中注意在全球“扩展民主”。但在这同时又没有充分地认识到,对美国来说仍然重要的是保持全球稳定,甚至是推进某种权宜性大国关系,比如与中国的关系,虽然令人遗憾的是这些大国并非都是民主的。‘作为美国最优先考虑的政策,一些焦点更集中的主张就更不能令人满意了,例如强调要消除全球收入分配中普遍存在的不公,要与俄罗斯建立一种特殊的“成熟的战略伙伴关系”,或要抑制武器的扩散等主张。其他一些主张——美国应集中重视保护环境,或者更狭窄地把注意力放在制止地区战争方面——也都往往忽视了全球力量的基本现实。结果上述主张都没有充分考虑实现起码的全球地缘政治稳定的需要,而这种稳定正是既延长美国的霸权地位又有效地避免世界无政府状态的不可或缺的基础。

简言之,美国的政策目标无疑必须是双重的。一是把美国自己的主导地位至少保持一代人之久或者更长远一些。二是建立一个地缘政治框架。这一框架既能化解社会政治变革必然带来的冲击和损伤,又能演变成共同承担和平地管理全球的责任的地缘政治核心。在美国的鼓励和仲裁下,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逐渐扩大与欧亚主要伙伴的合作,也能有助于为最终革新现存的越来越过时的联合国体制创造先决条件。这样,责任和权利的重新分配就能充分考虑到全球力量变化的现实。同1945年的情况相比,全球力量已有了巨大的变化。

这些努力还将有另一个历史性优势,那就是得益于在更为传统的民族国家体系之外正飞速发展的全球联系新网络。这个由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许多具有跨国的性质)和科学界组成的网络,由于因特网而如虎添冀,已经建立起一个非正式的全球体系。这一体系天生就是与更机制化和更具包容性的全球合作相一致的,在今后的几十年中,一个基于地缘政治现实并能够发挥作用的全球合作结构可以这样产生,并可以逐步接过目前暂时负责维护世界稳定与和平的“执政者”的衣钵。在这一事业中的地缘战略成功,不啻是作为第一个、唯一的一个和最后的一个真正全球超级大国的美国所发挥作用的恰当遗产。

--------注:[1]1997年2月,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在布鲁塞尔举办的美欧问题研讨会上,曾为此目的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建议。这些建议涉及了为减少政府赤字而共同努力进行结构性改革,和为加强跨大西洋的防务合作和促使欧洲在北约发挥更大作用而建设一个更强的欧洲防务工业基地等一系列问题。在戴维·c·戈彼特和F·斯蒂芬·拉里比编辑的《美国与欧洲:新时期的伙伴》(1997年兰德公司在加利福尼亚SantaMonica出版)一书中,有一个有用的清单列出了旨在促使欧洲发挥更大作用的类似的其他建议。[2]在此引用我在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的同事安东尼·H·科德斯曼的明智意见(在其关于“对美国的美国威胁”一文第16页提出,该文章是他1997年2月在陆军战争学院演讲的演讲稿)是适当的。他告诫人们警锡美国把一些问题,甚至把一些国家妖魔化的倾向。他指出:“在对待伊朗、伊拉克和利比亚方面,美国把确实构成威胁但威胁性又有限的敌对政权‘妖魔化’,却没有为自己的战略制定出任何可行的中期和长期的收拾残局的方案。美国的决策者不能企望完全孤立这些国家,把它们视为完全相同的‘无赖’或‘恐怖主义’国家也是毫无道理的。……美国生活在一个道德界限并不那么明确的世界,不能靠把它变成一个黑自分明的世界来取胜。”[3]《一个正在出现的共识——对美国公众关于美国在世界上的作用的态度的研究》(科利奇帕克:马里兰大学国际和安全问题研究中心,1996年7月)。值得注意且与前面所述并无不同的是,该中心1997年初所做的研究(主要调查人是史蒂芬·卡尔)也显示一个相当大的多数支持北约东扩(62%支持,其中27%强烈支持;只有29%反对,其中14%强烈反对)。[4]汉斯·科思《二十世纪》(纽约:1949年)第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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